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

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

西漢辭賦家。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讀書擊劍,景帝時,為武騎常侍。

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

正文

西漢辭賦家。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讀書擊劍,景帝時,為武騎常侍。景帝不好辭賦,他稱病免官,來到梁國,與梁孝王的文學侍從鄒陽枚乘等同游,著《子虛賦》。梁孝王死,相如歸蜀,路過臨邛,結識商人卓王孫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樂,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歸成都。家貧,後與文君返臨邛,以賣酒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話,為後世文學、藝術創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讀了他的《子虛賦》,深為讚賞,因得召見。又寫《上林賦》以獻,武帝大喜,拜為郎。後又拜中郎將,奉使西南,對溝通漢與西南少數民族關係起了積極作用,寫有《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等文。後被指控出使受賄,免官。過了一年,又召為郎,轉遷孝文園令,常稱疾閒居,有消渴疾,病免,卒。
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辭賦上。《漢書·藝文志》著錄“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現存《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秦二世賦》6篇,另有《梨賦》、《魚葅賦》、《梓山賦》3篇僅存篇名。收入《文選》的《子虛賦》、《上林賦》是司馬相如的代表作品。這兩篇賦內容前後銜接,《史記》將它們視為一篇,稱為《天子遊獵賦》。《子虛賦》假託楚國子虛先生,在齊國烏有先生面前誇說楚國雲夢澤之大和楚王畋獵之盛,烏有先生則批評他“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但同時也把齊國的土地之廣、物類之豐誇耀了一番。《上林賦》寫亡是公聽了子虛和烏有談話後,一方面批評他們“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另一方面又在“君未睹夫巨麗”的名義下,把漢天子上林苑的富貴壯麗及天子射獵時的盛況大加鋪陳誇說,以壓倒齊楚,表明諸侯之事不足道。最後則以漢天子翻然悔悟,覺醒到“此大奢侈”,“乃解酒罷獵”作結。作品的主旨在於歌頌大一統王朝的聲威和氣魄,同時對統治者的過分奢侈也作了委婉勸戒。但因為作品的主要部分是誇張帝王的排場和享樂,末章的一點所謂諷諫之意,正如揚雄論賦所批評的那樣,“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漢書·司馬相如傳贊》)而已。在藝術表現方面,《子虛》、《上林》兩賦結體宏大,描寫場面雄偉壯觀,富有氣魄。但終以過分夸奇炫博,內容比較空洞;而且僻字連篇。《文心雕龍·練字篇》說:“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談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他的《長門賦》、《美人賦》、《大人賦》、《哀秦二世賦》均為騷體作品。其中《長門賦》比較有名,據敘中說,是為武帝陳皇后失寵而作。賦中寫失寵女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悲悽動人,是一篇別具風格的抒情小賦,對後代宮怨一類題材的詩歌有很大影響。但後世的研究者對作者和本事都提出過懷疑。

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
司馬相如在作賦理論上,提出“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和“苞括宇宙,總覽人物”(葛洪《西京雜記》所引)的主張,說明他在作賦時比較重視資料的廣博、辭采的富麗,相對忽略思想性。儘管如此,他在賦史上仍有重要地位。他的《子虛》、《上林》,為漢代鋪張揚厲的散體大賦確立了比較成熟的形式,後來的一些描寫帝都、宮苑、田獵、巡遊的大賦,無不受影響;而論規模、氣魄,則難與相如之作齊肩。司馬相如的文學創作活動,豐富了漢賦的題材和描寫方法,使漢賦成為一代鴻文,所以揚雄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魯迅也高度評價了司馬相如對漢賦變體創新的貢獻,說他“不師故轍,自攄妙才,廣博閎麗,卓越漢代”(《漢文學史綱要》)。
司馬相如的《喻巴蜀檄》是他出使西南時為安撫巴蜀百姓而作。《難蜀父老》是一篇辯難文字,假託蜀父老非難“通西南夷”,而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見,闡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義。文章議論風發,說理透徹,也有一定文采,劉勰稱後者“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龍·檄移》)。它們對後世政論和告諭文體,也有一定影響。另外還有散文《上書諫獵》和《封禪文》。詩歌則僅存《琴歌》和《郊祀詩》。
《隋書·經籍志》《司馬相如集》 1卷,已散佚。明人張溥輯有《司馬文園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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