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北京大學哲學系吳國盛教授近年來在北京大學、中央國家機關、東南大學、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等文化場所演講的精選集。探討當代科技迅速發展的同時存在的弊端，從科學觀念的溯源開始，討論科學與人文的關係，科學與倫理的關係，試圖糾正科學凌駕於人的觀點，回歸科學的多元性和人文性。作者簡介
吳國盛，男，1964年生，湖北省武穴市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北京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科學傳播與科學教育專業委員會主任。
曾出版《科學的歷程》、《反思科學》、《讓科學回歸人文》、《時間的觀念》等書。
著作目錄
究竟什麼是科學近代科學的起源
百年科技的歷史回顧與哲學反思
重審科學與人文
世界圖景悖論
複製人的倫理問題
技術的本質
西方技術文明
部分章節
最後，我們來談談“在世的荒謬性”。“在世的荒謬性”是個存在主義的說法，就是說活著本身就是荒謬的，因為它無緣無故，因為我們的存在都是被拋的存在。我們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我們的戶口本上都有一項叫做“何時由何地遷來本地”，但新生兒這一項怎么填呢？沒辦法填。我們的出生都沒經過我們自己同意，沒有人先徵求你意見，問你願意出生嗎？沒有人。所以，所有人的存在都是被拋的存在。被拋的存在是荒謬的，因而讓人覺著沒有著落。因此有很多宗教幫助我們的人生增添一點緣故，比如說你來世、投胎、轉世之類，比如說上帝造人之類，你聽到之後心裡稍微舒服一點，原來我們還是有來由的。但是，拋棄了上帝，所謂“上帝死了”之後的西方人，開始直面這個被拋的事實，開始強調我們的命運全部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裡，強調我的自由。但是，在世的荒謬性仍然與自由相伴隨。談這個話題跟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溫伯格有關。溫伯格有一本很有名的書叫做《最初三分鐘》，介紹宇宙大爆炸理論的。我認為他的這本書要比霍金的《時間簡史》寫得好，而且也好讀一些，知識內容比較豐富。我今天要說的不是這個方面，而是他在書的最後一段寫了這么一段話。他說，他快寫完這本書的時候，正好坐飛機從舊金山回波士頓，看到飛機下面山巒起伏、白雪皚皚，在夕陽下泛出紅色，大地上公路縱橫，車水馬龍，人間一派生機。可是這樣的人世間，難道只是宇宙大爆炸的一個後續的演化結果嗎？他於發了一段感嘆：“很難理解這只不過是一個充滿敵意的宇宙中的一小部分，更無法想像到現在的宇宙是從一個難以言傳的陌生的早期狀態演化而來的，而又面臨著無限冰冷的，或者是炙熱難耐的末日。”最後一句他說：“宇宙愈可理解，也就愈索然無味。”
大家知道，溫伯格是一個很強的科學主義者，他就是我們所說的想把世界全部用科學的方式搞清楚的那種人，而且是他們中最有能力完成這項任務的人。他拿過諾貝爾獎，對宇宙大爆炸以及基本粒子物理學做出過重要的貢獻，但是他居然也產生這樣一種宇宙的荒謬感。這難道不令人震憾嗎？
什麼叫“在世的荒謬性”？剛才我們講到了，只要你是自由的你就會感覺到世界如此這般是荒謬的。為什麼呢？所謂荒謬的意思就是無根無據。愛是荒謬的，因為它無根無據。你說你愛一個人，你可不能說出理由來。你要是有根有據的愛，那就不是真愛了。過去有人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個說法是錯誤的。真正的愛都是無緣無故的，有緣有故的愛都不是真愛。你問我為什麼喜歡你？那不能說的，你一說出來理由，愛就要完了。你說愛我是因為我長得漂亮，那我將來老了怎么辦？你說愛我是因為我們家有錢，那我們家破產了怎么辦？這都不能講。愛關乎自由，因此是講不出道理的。但正因它講不出道理，愛也是荒謬的。從前讀過一篇文章英文叫做“Loveis afallacy”，愛是個謬誤，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讀過，是《讀者文摘》裡面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講一個大學男生追一個女生，總是跟那個女生講道理講邏輯，最後全都失敗，他不理解為什麼他追不到那個女生，而那個女生愛上了在他看來很莫名其妙的人，最後得出了愛是謬誤的結論。這個結論倒是不錯，因為沒有道理就是荒謬的。
溫伯格的荒謬感與存在主義的出自自由的荒謬感有什麼關係呢？溫伯格的荒謬感來自世界圖景化導致的無意義感，這跟存在主義的荒謬感是一回事。我們在世為什麼荒謬，因為我們沉淪於世。什麼是沉淪於世？就是你把一切都在場化，把你自己都在場化，把你自己的在場都在場化。你只承認在場的東西，你只承認擺在眼前的東西，結果你就發現，越沉淪於世，生存越表現出荒謬。徹底圖景化的世界不過就是把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構造成一個理由的鏈條，這個巨大的鏈條要么是封閉的循環的，要么是無窮後退的。無論哪一種結果都是荒謬的。封閉的循環的是荒謬的。比如說，你放羊乾什麼？掙錢。掙錢乾什麼？娶老婆。娶老婆乾什麼？生娃。生娃乾什麼？放羊。把一切都講清楚了之後，只剩下荒謬了。無限後退也是荒謬的。希臘人早就指出，無窮後退的論證是一個失敗的論證。
從溫伯格這裡，我們得到如下的啟示，那就是科學的世界圖景越是無禁區、無邊界，它就越是荒謬。事實上，人生的意義、宇宙的意義是通過在場與缺席的相互交融被呈現出來的。愛情、神聖感、道德感、宇宙的壯美，都不是能夠還原到物理事實層面上的東西。希望把一切都還原到物理事實層面，自然就會出現溫伯格所感到的那種索然無味的感覺，就會出現艾舍爾的《畫廊》所揭示的那種荒謬感。
精彩章節
究竟什麼是科學？吳國盛
很榮幸來到這樣一個古老而幽深的文化環境裡，跟大家一起探討當代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種現象，也就是科學。今天我想講的是，究竟什麼是科學？
為什麼要講這么一個題目呢？原因是今天科學很重要，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我們對科學的理解卻未必很深入、很恰當。我們常聽到說科學是第一生產力，這話當然是對的，沒有錯，但如果把科學只是理解成生產力就不對了。科學不僅僅有用處，能夠為我們帶來物質財富，帶來高效率的生活，而且首先是一種精神。雖說我們這幾年也有不少人在談科學精神，但究竟什麼是科學精神，我認為這個問題學術界也好，大眾傳媒也好，都沒有講清楚。這是一個背景。第二個吵景是，告別貧困奔小康的中國人開始重新審視我們的傳統文化，大家特別喜歡討論我們古代究竟有沒有科學的問題。很顯然這個問題依賴於我們如何看待科學。第三個背景是如何看待當代科學的負面影響的問題。大家都知道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高科技手段的運用和依賴導致的風險這樣一些負責影響。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問題比較顯著，大家看得比較明顯，有些是工業革命之後才出現的比如化學污染，有些是工業革命之後加劇的比如生態破壞、物種的滅絕、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等，這裡不多說了。大面積的風險是一個必須面對的新現象。今天的人類越來越束縛在一個由科技所主宰的龐大體系之中，因其龐大，因其複雜，而帶來很多不可預測的大面積的風險。比如前不久美國東部地區的停電，再比如前不久的衝擊波病毒等等，我們對技術越依賴，這些風險就越不可避免。這樣一些後果，讓我們思考科學最初的動機究竟是什麼？目前的這個科學是否達成了我們原初的動機？如果沒有，那么我們還需要什麼樣的科學？
把這個背景交代一下，是為了引出我們今天的問題：究竟什麼是科學？
簡單地講，所謂的科學，從最廣泛意義上講，是指導人與外部事物之間打交道的理論知識，通常首先是指導人與自然界之間打交道的理論知識。這種知識的最原始的形態是博物學。從我們人類的遠古開始，從我們的農耕文化開始，人類就開始辨認周圍的動物、植物，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毒的，哪些有藥用，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動物可以用來馴化，哪些動物是馴化不了的、肯定對我們有害的，這就是基本的博物學知識。
博物學知識有兩個功能，第一種是功利性的，剛才講的那些都是功利知識，大家比較容易明白。第二種是精神性的，它幫助我們建立人與自然之間的溝通渠道，建立一種交流的方式，使我們人和自然有一種親近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博物學知識首先不是功利的，而是要領悟自然，溝通自然，這是人類對待外部世界最原始的動機。這樣的知識無論哪種文明都有，西方文明、中國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都有。但由於博物學知識在今天這個大講功利的時代並不能提供最功利化的知識，因而成了末流，人們有意無意覺得它不怎么科學，至少也是過時了的科學。總的來說，博物學被極大的邊緣化了，較少進入現代人的視野，有意無意被遺忘了，人們一提起“科學”，通常不大會想到它。
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是另外一種科學，就是所謂的近代科學，更準確說是近代西方科學。近代西方科學是在近代歐洲誕生的一種科學類型，它重視數學的運用，重視實驗，也稱為實驗科學、實證科學。由於近代西方科學在今天影響最大，人們往往把“科學”等同於它，往往用它的標準作為科學的標準。我們經常說一門真正的科學應該有兩個要素，一個就是數學，必須是可以數學化的，量化的，可以進行計算的，可以預測，因而可以控制，第二個是實驗，它必須能夠訴諸實驗。這種說法描述的就是近代西方科學的特徵。近代科學現在是主流科學，我們理解人也好，理解萬事萬物，有機的無機的，有生命的無生命的，我們都會認為一種科學的方式就是通過實驗來進行的研究，如果沒有經過實驗的處理，被認為是不可靠的，不牢靠的，總而言之，是不“科學”的。現在所謂的實驗科學，並不簡單是你去觀察去求證的問題，牽扯到實驗設計、實驗預測以及實驗數據的可重複性等等，在現代的實驗科學背後，它隱含著一套數理結構，所以全面地來講，近代西方的科學應該叫數理實驗科學，如果考慮到博物學在近代西方也有傳承，那么上述科學或可稱為數理實驗傳統，以區別於博物學傳統，但是數理實驗傳統是近代科學的主流，也是當今我們能夠接受為真正科學的一個標準。
以這個“科學”標準來看，應該說中國古代是沒有科學的，嚴格說來西方的古代也沒有科學，只有近代才誕生出這么一個數學加實驗的數理實驗科學。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西方近代科學確實有它自己的來源和先驅者，這裡面特別需要提到的就是希臘人所開創的“理性科學”，近代科學中的“數理”成分，就是直接得自希臘人的這個“理性科學”傳統。
什麼是理性科學呢？理性科學就是那種單純通過頭腦中的思維和思辨，構造出一套邏輯嚴密的推理體系，它認為“理”是這個世界的本質，“講理”“推理”是與這個世界打交道的恰當方式。這樣一套理性科學對我們中國人來講是很陌生、沒有見過的，照我的理解，它是獨獨屬於希臘人的，所以我們稱之為希臘理性科學。
我們迄今為止提出了三類科學：博物學、數理實驗科學和理性科學，那么這三類科學是個什麼關係？剛才我們提到了，近代的數理實驗科學實際上來源於希臘的理性科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希臘的理性科學是近代科學之父之源，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也看到，現代的數理實驗科學，在很大意義上忘卻了希臘意義上的理性科學的精神，而這個精神又恰恰是使得現代科學有效的根據，是使得現代科學永保生命活力的一個根據。中機古人說“問渠哪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近代科學的這個源頭活水就在希臘理性科學那裡，而且我自己相信，現代科學出現的許多問題都是因為忘記了這樣一個源頭活水。對我們中國這樣一個後進的國家來說，這裡面的問題是，我們可能學到了近代科學的木，這個本卻沒有學到，我們學到了它功利的方面，它的高效率、好方法的方面，卻忘記了這個精神的方面。所以我們今天提出三類科學的概念，目的就是要指出今天最盛行的數理實驗科學的限度，指出它的根執，指出如果我們今天忽視這個科學理性，忽視這個科學精神，會使我們的科學發展走偏；還要指出最原始的博物學在今天需要重新得到重視，因為通過博物學這個環節，可以緩和人與自然的衝突，科學與人文的衝突，東方與西方的衝突，而這些衝突，大家知道是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而這一切的背後都有“科學”的觀念在起作用。下面我想依次對理性科學、數理實驗科學和博物學分別做一個討論，以回答究竟什麼是科學這一問題。
希臘理性科學
我想先從希臘理性科學說起。目前國內外學術界都認同，從希臘理性科學到近代歐洲的數理實驗科學的發展，構成了“科學”的正宗來源。即使沒有把我們中國看成是科學的發源地，我們似乎也可以暫時承認這一點，因為對現代中國人而言，“科學”這個詞確實是一個外來詞，我們的古漢語嘛面沒有科學這個詞，它是英文science的一個翻譯，而且還不是我們中國人翻譯的，是日本人翻譯的。大概在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傳到中國。早期我們中國曾經把science翻譯成“格知”，是我們中國的一個老詞，格物致知的意思。日本人覺得西方人的這個學問，science，跟我們中國儒家的學問不大一樣，儒學是綜合性的學問，文史哲不分的，而這個science是一個分科性的學問，數、理、化、天、地、生，所以把它翻譯成“科學”，取分科之學的意思。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我們就“科學”進行追根究底，首先要承認它是一個洋學問，來自於西方。此外，我們今天沉浸於其中的所謂科學的時代，實際上也是以數理實驗科學為主體的科學的時代，所以我們今天談科學從希臘開始談起是有根據的。
希臘人的理性科學與希臘的人文理念有關。我在別處多次講過，不同的人文理念伴隨著不同的人文形式，“理性科學”在希臘時代，作為一種人文形式，是與希臘人對於“自由”的追求，與他們把“自由”為作基本的人文理念密切相關的。比較起來，我們中國古代有著完全不同的人文理念，因而也伴隨著不同的人文形式。我的意見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文化是把“仁”作為基本的理想人性，而把“禮”作為達成這種理想人性的基本形式。
一個民族，一個人也好，他總得追求點什麼，他的最基本的追求，取決於他認為什麼是理想的人，什麼是最值得人類追求的東西。說一千道一萬，說到最後，人終有一死，我們之所以自認為我們的生活是有意義的，我們的生命是有意義的，就因為我們覺得人是應該追求點什麼東西的，那個東西便決定了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一個人畢生從事的事業。過去許多人總是疑惑，說我們中國人也不笨，都很聰明，為什麼我們古代就沒有出現西方歷史上那么多偉大的科學家呢？我想我們不應該從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我們只能說不同的人文追求，決定了一個民族會把他們的主要精力和智力運用到不同的領域。我們中國的人文形式，並沒有體現在科學方面，而是體現在我們的文學、藝術、禮儀、道德方面。
希臘人不同，他的最高人文理念是自由。一個人如果不懂得自由的話，那么他就只能是奴隸，就不可能成為一個高貴的人。那么怎么樣才能使他懂得“自由”呢？希臘人認為只有學習一門叫做“科學”的知識，才能進入自由的境界。而科學，在他們看來也就是所謂自由的學問。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希臘科學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純粹的非功利的。希臘科學的第一個形態是數學，數學也是希臘時期最發達的一門學問。數學按我們今天的看法，應該屬於理科學問，可是在希臘時期，它卻既不是文科也不是理科，因為當時文理不分的，如果你非要給它指定一個歸屬的話，那我說它應該算德育課程。為什麼這么說呢？因為在希臘人看來，唯有通過數學的方式，我們才可以領悟到那個最高的人文理念“自由”。大家可以看一看，數學的對象是很奇特的，幾何學的研究對象根本不在現實生活中。比如圓，我們現實中的圓沒有一個是真正圓的，我們看到的圓或多或少總有點不圓，只有幾何學中的圓是真正的圓，是一個最完美的圓。因此，希臘人認為，我們唯有通過學數學才能知道有一個理念世界存在，它超越於我們的此岸世界，這個世界中的所有成員都是最完善最真實的。希臘人由於發現了這樣一個超越的理念世界，而創造了一門理性科學。
理念世界與理性科學的一個特徵是純粹性、內在性。如果我們的思維，我們的精神世界永遠糾纏在各種各樣的現實糾紛之中的話，那么我們的思想不可能是純粹的，我們就要考慮各種各樣的現實因素，我們也就不可能給出一個純粹理性的方案來解決我們世界的問題。比如在我們中國的文化中，更多的是隨機應變，見機行事，原則性不強，總是可以通融，這確實是兩條完全不同的文明道路。希臘人認為，那個最真實的世界是純粹的，是絕對的，因而是內在的。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知識，就是哲學。這裡所說的哲學，其實也是理性科學的一種形態，是成熟得最早的一種典型的科學形態。嚴格講來，中國古代既沒有現代數理實驗意義上的科學，也沒有希臘理性科學意義上的哲學。希臘理性科學的另一個成熟形態就是數學。早期的希臘學問家，既是哲學家，也是數學家。這是西方科學傳統的一個突出的特徵，直到近代歐洲都在延續。我們注意到，近代以來許多偉大的科學家，同時也是哲學家。為什麼？因為他們考慮來考慮去，最終都要考慮那個純粹世界的問題，考慮這個世界背後的那個理念問題。從希臘時代開始，哲學和數學以及近代的數理科學，常常是滲透在一起的。
希臘人喜歡辯論，喜歡討論問題。有名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整天沒什麼事乾，吃飽了就上街逛，見到人就跟人討論、辯論。討論什麼呢？討論一些概念問題。比如什麼是美呀？人們告訴他，美就是花兒、漂亮的姑娘。他說不對，他說你只告訴我花兒美姑娘美，可是什麼是美呢？是什麼使得姑娘和花兒成為美的東西呢？他追求的是一個普遍性的理念，在追求的過程中，發展了推理的邏輯和技巧。
蘇格拉底有句名言說，一個沒有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這句話反映了希臘人的人文追求。在他們看來，一種生活的理想是通過批判方式而獲得的，它不是通過祖宗傳下來的，不是通過某種宗教信條灌輸下來的，而是通過理性的考察，理性的論證才獲得的。內在性、純粹性和批判性是希臘理性科學的基本特徵。
這樣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為科學而科學，自由的追求，這樣一種精神，並不是每個民族每個文明都有的。現代思想家普遍意識到，近代歐洲的科學之所以能夠出現，與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吸收和綜合了希臘的科學精神有關係。
我們說近代的西方文明是兩希文明，就是希臘和希伯來文明，這個兩希文明構成了整個近代西方文明的支柱。近代西方單靠它的科學這一條腿是不夠的，它既有它的科學，又有它的宗教和信仰，構成了一條精神支柱。這兩大文明在中世紀後期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大家知道，基督教作為宗教和科學本來是兩碼事，宗教講天啟，講信仰，而希臘科學講理性，講懷疑，講批判，講理性的分析，這兩者怎么能結合在一起呢？可是，中世紀後期的經院哲學家確實對希臘科學和基督教教義做了一個非常偉大的綜合，所以誕生了近代的西方文明。
大家知道《聖經》里很多故事在今天的科學家看來應該說是荒誕不經的，許多故事顯然不合情理。但經院哲學家說，我們要把一些表面上的字句和它的精神實質要分開，它可能只是為了讓普通民眾能夠聽得懂而做的一些比喻，或者是象徵的說法。這明顯是為了發展和創新所做的一些權宜策略，但是同樣的策略在伊斯蘭教那裡卻沒有成功。從科學史上看，整箇中世紀的早期，文明的火炬先是掌握在阿拉伯人手裡，是阿拉伯人最先發現了希臘文明，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並沒有發展出相應的經院哲學，也就是說希臘的科學精神、理性精神並沒有滲透到阿拉伯文明中。當時也確實有阿拉伯思想家想把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整合到《古蘭經》里去的，但是沒有獲得成功。當時阿拉伯世界政教合一的首領哈里發說，誰膽敢只需要通過懷疑和批判的頭腦就可以掌握真理，那么我們的真主已經為他準備了烈火。這樣一說，就堵住了經院哲學這條路。而相反呢，在基督教那邊，有一位叫托馬斯？阿奎納的經院哲學思想家，成功地整合了希臘的理性科學與基督教神學，開創了一個新的思想領域。所以20世紀有一位哲學家叫懷特海的人說過，實際上牛頓、伽利略的思想，都是通過阿奎納這個環節從希臘那裡傳過來的。
好，我們已經談過了希臘理性科學，這個理性科學我把稱為沉思型的科學。一說沉思，大家肯定想到羅丹的雕像“思想者”，實際上，許多流傳下來的希臘雕像都是沉思的形象，流傳下來紡一尊亞里斯多德的雕像也是沉思的形象。為什麼把理性科學稱為“沉思型的科學”呢？因為希臘人相信真正的世界，真正的意義世界，真正的價值世界，是理性的世界，而通達這個理性世界的方式是沉思。
近代數理實驗科學
我們從考察兩個重要的人物進入對近代科學的討論，一個是英國的弗朗西斯？培根，一個是法國的笛卡爾。培根有一句名言叫做“知識就是力量”，他是近代科學的一個預言者和設計師，他強調近代科學必須用來增進人類的物質財富，所以他談到知識就是力量的時候，已經指明了近代科學的發展道路。培根科學代表著一種新型的科學形象，就是力量型的科學，科學技術必須轉化為生產力，必須轉化為一種巨大的力量。
另外一種科學的形象可以由笛卡爾來標誌，他也有一句名言，叫做“我思固我在”。這句話聽起來似乎比較深奧，但卻指出了近代人的精神世界所發生的一個重要轉型。首先，它表明了現代是一個以人類為中心的時代。“我思”成了這個時代一個基本的價值原點，從此以後，世界上萬事萬物的價值判定都要按照“我”來進行判定，它是否存在，它以什麼方式存在，它存在的價值如何，必須以“我”為葫據，這個“我”當然不是笛卡爾本人了。這是一個大寫的我，是主體，因此，笛卡爾宣告了一個主體時代的方來。再者，“我思”的這個“思”表達了對希臘理性科學的一種繼承，笛卡爾像希臘人一樣認為，我們的世界本質上是一個思的世界，是一個理性的世界，是一個內在的世界。只不過，這個世界過去不由人所掌控，而是一個超越的神的領域，現在，開始回歸到“我”的範圍之內，也就是說，今天的價值原點，今天的精神支柱，開始奠定在大寫的我、大寫的人類主體之上。所以笛卡爾這個人很重要，他指出了現代人類精神的基本動機是主體的“思”，其實也就是尼采後來所說的will to power，強力意志，或者求力意志。這種強力意志、求力意志構成了近代主體性的主要內容，也構成近代文明的主鏇律。主體意志的開發，主體意志的展示，主體意志的實現，展示了現代文明的基本軌跡。
過去的哲學史經常說笛卡爾是講演繹講推理的，培根是講觀察講歸納的，笛卡爾是理性主義者，培根是經驗主義者，這些都對，但比較表面化。其實他們倆之間有內在的一致性，他們的一致性就在於他們共同的認同科學都必須是力量化的，都必須是有效率的，都必須是能看到物質效果的，所以近代科學一開始，它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就是要有所作為。所以近代科學的形上學基礎是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這是我們新科學的一個使命，這樣的使命在過去從來沒有過的。過去有科學，但是過去的科學的任務是理解，是comprehension，是一個綜合型的、理解型的知識。人生活在世界上本來就是一個很渺小的物種，它屬於大地，屬於自然，在中世紀屬於上帝。人生的使命在於意識到這種歸屬。但是近代以後，這種思想全都變了，世界是屬於我們的，自然是屬於我們的，地球是屬於我們的，一個主體意志正在上升，這個上升的主體意志要表現自己，因而新型的科學必須是力量化的。這種力量化的、主體外化的新型科學的範式體現在很多方面：
第一個我們看到，現代科學允諾的是一個無限的世界圖景。過去歐洲人的世界是有限的，我們中國人的世界是不確定的，或者我們不太關注它。但從哥白尼開始，有限的、層層包裹著地球的天球被打碎，迎來了一個無限的宇宙圖景。哥白尼本人當然沒有實現這一點，但他把宇宙的中心由地球移到太陽，使得宇宙的無限化成為可能。地心時代，恆星天球每天繞地鏇轉一周，所以不能是無限的。中心轉移之後，恆星天球成為不必要，為宇宙的無限化準備了邏輯上的可能性。除了宇宙圖景的無限化外，數學也從一種有限數學轉向無限數學。笛卡爾本人在這個問題上有直接的貢獻，他是直角坐標系的發明者，而我們知道，直角坐標系本身就預設了一個平直而無限的三維世界。牛頓在推進無限的世界圖景方面也有直接的貢獻。大家知道牛頓是力學三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的發現者，也是微積分的發明者，微積分是無限數學。無限數學和無限的世界圖景是近代科學帶來的第一個重大的變化。
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無限的數學，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無窮的世界圖景，原因是人類的主體意志要求一個無限的擴張。今天的樂觀主義者普遍相信人類社會是一個無窮髮展向上的過程，我們雖然會遇到很多問題，但是我們會不斷地解決問題，不斷地克服困難，所以我們的社會將沿著一個螺鏇上升的方式不斷進步。在這樣一個不斷上升的圖景背後，實際上蘊涵了一個時間概念上的巨大變化。歷史上的大多數文明均認為時間基本上是循環的，有些希臘人甚至相信，多少年之後相同的事情會再一次發生，比如今天這個講座，在若干年後再次重演，還是在座的這些人，還是我來講。希臘人是這樣，印度更不用說了，印度的輪迴觀念更加強烈。那么我們中國呢？也有不太強烈的循環觀念。但是從基督教開始，時間被認為是一條直線，單向的延伸下去。像耶穌受難的這樣事情的不能再重複，所以當時基督教世界與希臘文明的這個衝突一直存在，經過一千年來的演變，歐洲人終於確認了這種單向線性的時間發展觀，因此近代以來，線性的、發展的、不可逆的時間觀念，成為近代科學的一個形上學背景。
第三個方面，自然被看作一部數學的機器，看作一部可以計算、可以量化的機器，這成為近代科學的另外一個形上學基礎。從常識看，世間萬物多種多樣，沒有雷同，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正是這樣豐富的大千世界，使得我們人生充滿著多樣性的意義。但是近代科學為了達成自己控制和征服的目標，它需要創建一個控制論的模型。這個模型基於一種新的因果概念，即刺激－反應型的因果概念。原因在希臘時期有四種，有目的因、質料因、形式因和動力因，到了近代以後，四因只剩下一個因，就是動力因，因為什麼？因為控制論思想在作怪，對自然的控制、征服和改造成了一個主導動機，於是自然知識體系只抓住了也只需要抓住動力因的方面。所以說近代的數理實驗科學本質上是控制論的、機械決定論的，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掌握不同的輸入會導致什麼的輸出，從而完成對自然系統甚至社會系統的控制。這個目標最早的理想模型，在18世紀已經提出了，那就是基於牛頓力學的拉普拉斯模型。拉普拉斯是一位法國天文學家，也是數學家，他把牛頓的力學體系做了進一步的數學化和普遍化，並成功運用於天體力學中。他說，對一個具有非凡計算能力的妖來說，只要給它一個初始條件，它就可以知道宇宙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這個妖史稱拉普拉斯妖，集中體現了近代數理實驗科學的理想。這個理想就是要把全部的事務都還原到一個決定論的理論體系中，有了這樣的體系，我們就可以完全控制自然。
這樣的體系基於近代科學的數學化綱領和還原論綱領，就是把質的東西全部還原為量的東西，過去的一滴露珠，樹上一隻鳥的叫聲，一段黃昏天空的雲彩都具有獨特的意義，但是在現代的科學世界圖景中，它們都不具有特殊的意義，除非它被納入我們要征服和控制的體系中來。如果雲彩本身是漂亮的，那么我們可以做模擬，可以模擬它，可以在各種各樣的藝術形式中再現它等等。所以說，控制的、支配的動機，要求數學化、還原論的綱領，這是近代的數理實驗型科學的基本特徵。
近代科學經過20世紀的發展，讓我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自然界本身未必是一個機械論的體系，我們的生命系統未必是可以完全還原的，所以20世紀興起的很多新的學科，比如控制論、資訊理論、系統論、耗散結構理論、超循環理論，非線性科學、混沌學和生態科學等等。這些新的學科越來越展示了一個和古典科學不相同的世界圖景。人們發現，世界本質上可能是複雜的，而不是簡單的，也不是完全可控制的。這樣一種思想，這樣一種新的科學理念，實際上構成了對近代數理科學的一系列形上學基礎的質疑。
在古典的科學圖景中，世界是一個無窮的舞台，可以供人類的主體意志充分地展示。因此我們今天從不懷疑星際移民的可能性，儘管這在古代是很可笑的念頭。今天的人類把墳球看成一個能源庫、垃圾場，把這個星球全部破壞完了我們可以離開，我們可以換一個地方，因為宇宙是無限的，適合於人類居住的星球肯定不止一個。但是我們今天知道，適合於人類居住的星球也就是一個，就是我們現在所居住的地球。
在地球上面，我們的近代科學與技術實施了種種對生命系統的控制，對生態系統的控制，但是我們忘了一點，就是生命系統、生態系統本身並不是一個可以被完全控制的系統。生命本身十分奇怪，當你試圖按照某種決定論的方式去改造它的時候，結果你會得到與你預想完全不一樣的後果。過去有句老話，“人算不如天算”，這在現代生態科學中表現得最充分。你費盡心機想拯救某些物種，結果發現你沒有把它拯救住，因為生命系統後面有複雜的生態聯繫，而且人類目前對生命系統的了解應該說僅僅是皮毛，它後面所蘊含的無限複雜的關係還不為我們所知。令人很難相信，生命系統可以完全納入我們的控制論的範圍之內，我想，這是我們近代數理實驗型科學所遭遇的極限。
在過去的兩百年內，近代科學及其技術，是產生了非常偉大的成就，它確實從總體上，把人類這個物種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實現了人類的主體意志。但是我們如果進一步看就發現，近代的以控制論為主導的這個科技體系難以逃避兩個界限。
第一個界限就是所謂熱力學第二定律所規定的熵增現象。熱力第二定律是19世紀發現的，它和能量守恆定律之間是相互獨立的，你即使不違反能量守恆定律，也不能逃避熵增過程。這個熵增過程指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封閉系統的混亂度必然增加、秩序度必然減少，可用的能量越來越少，最終宇宙會進入一種熱平衡狀態，所謂的熱寂。這當然是一個讓人悲觀的結論，但19世紀時也有人覺得，宇宙如果是無限的話，熱力學第二定律對於整個宇宙可能就會失效。不過，大家儘管覺得這個定律很重要，但究竟為什麼重要還不大清楚，到了20世紀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個定律確實重要，而且在許多領域裡發揮作用。大家發現，一切機械體系都必定向外界排出高熵，我們的物理體系很難避免熵增的後果，並且我們對世界的控制越厲害、越是追求和製造新的秩序，我們付出的代價也就越大，向外界輸出的熵就越多，這是宇宙論和物理學上的一個限制。
第二個界限就是自然系統的不確定性。過去我們總是覺得這個世界本質上是決定論的，我們原則上可以預言自然界的未來反應，原則上知道我們的行為的後果是什麼，但是現在來看並不一定。剛才我們提到現代社會進入了一個風險時期，風險社會的意思是說，由於我們的社會被高度的科技化、高度的複雜化，這個複雜化的科技系統本身就表現出一種不確定性。我們上半年剛剛度過了一個非典時期，這個非典就是風險社會的一個典型表現。按照非線性科學的理論，複雜性系統內部的每一個小小的擾動都有可能波及整個系統，巴西的一隻蝴蝶扇動一下翅膀，有可能導致北京的一場風暴，這種所謂的“蝴蝶效應”是我們過去沒有想到的。
面對這些界限，我們應該反省近代數理實驗科學的形上學基礎，反省征服自然、控制自然這種現代性主題的限度。由於我們中國特殊的文化傳統和歷史遭遇，中國人對西方科學的引進更多傾向於功利的、器物的層面，突出了近代西方科學背後的現代性主題。相比起來，西方社會由於有它強大的人文傳統和批判傳統，使得它的文化本身具有某種平衡機制，而我們中國呢，我們自己固有的人文傳統在過去的一百年來被揚棄得差不多了，而與西方的近代數理實驗科學相制衡的西方人文精神並沒有充分地引進，西方自由的人文理想，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價值理想，民主、平等的政治文化，還有待引進。傳統的人文丟了很多，西方的人文也學得有限，這是我們目前存在的非常深刻的問題。人文的缺失使得近代的數理實驗科學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現代技術發展缺乏一個有效的制約，我們更多地強調了它的效益的一面、力量型的一面、控制和征服的一面、可量化的和可視的一面，而忽視了人類的精神文化中那些不可視、不可量化甚至難以言表的一面。
博物科學
作為對近代數理實驗科學及其限度的反省，我願意提出博物科學的復興問題供大家討論。剛才我提到，所有的古老文明、所有的原始文化都有博物科學，都有對居住地周邊生態環境和動植物的一個基本認識，對周圍的地質地貌特徵的基本認識，這樣的認識符合原始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是一種基本的、內在的生存知識、生活知識。
為了克服今天這個單純的征服型的、力量型的科學的局限，我提出了兩條路線。第一條就是要重新喚醒對希臘理性科學的重視，從西方科學的源頭處，找到克服近代力量型科學的限度的根據。按照我的理解，這就是弘揚科學精神的真正動因，也就是說，弘揚科學精神就是要重溫希臘理性科學的精神。我認為，希臘人開創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就是真正的科學精神。
這條線索對我們中國人來講，還不是特別熟悉，也不大容易為中國學界所理解，因為我們中國不是近代科學的故鄉，也不是科學精神的故鄉，希臘人那種對自由，對理性，對真理的單純的追求，對古代中國人來講是聞所未聞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包括科學精神在內的許多西方的文化精神，都不大容易引進。比如法治精神就是如此。我們能夠接受“法制”但不太接受“法治”，前者說的是使用法律這種方式來治理國家，後者則說的是按照法律的要求來治理國家，前者法律是工具，後者法律則是最高的準則。科學也是一樣，我們很容易接受科學作為工具，卻不容易接受“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為科學而科學”這種自由的精神。這條重溫希臘自由精神的線索，還需要下大力氣才有可能收到效果。
第二條路線就是博物科學的復興。下面我多說幾句。博物學英文是natural history，直譯是“自然史”，但譯成“博物學”更準確。博物學是對大千世界豐富多樣的自然現象進行收集、分類、整理的知識，在早期，它實際上差不多涵蓋了除數理科學之外的所有自然科學。像法國18世紀的博物學家布豐的44卷本《博物學》，不僅包括動物、植物和礦物的知識，也包括天文知識、物理學知識，屬於百科全書式的著作。這個百科全書式的風格正是博物學特有的風格，我們中文稱為“博物學”也含有博學的意思在裡面。
博物學在近代以後慢慢的喪失了它的地位，為什麼呢？因為在生命科學領域裡，過去那種單純的收集和發現生物多樣性，以及對它們進行分類，研究它們的親緣關係，這樣的一些學問漸漸被認為沒有什麼用，對自然界隱藏著的決定論的“規律”沒有足夠的洞察，因而在近代征服自然的時代主題面前發揮不了什麼大的作用。生物學的其它分支，就是那些按照數理實驗傳統的方法對生命世界進行研究的新興學科，慢慢取得了重要的地位。今天我們一提到生命科學，就想到了實驗室，想到了分子生物學。越來越多的大學不再開設博物學的課程，認為這是小兒科，是哄小孩子玩的，是非常初級和低級的學問。
我們知道，博物科學的意義恰恰不能從單純的有用性，單純地控制和改造的這個角度來理解。它代表的是與近代西方數理實驗科學完全不同的一種科學傳統，它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與近代數理實驗科學完全不同。恢復博物學傳統，目的在於改變現代主流科學噸待自然的態度。
博物學首先一個特點是要聆聽自然、傾聽自然，對自然保持一種虔誠的態度，對自然保持一種謙恭的態度，認為人類的一切知識本質上都來源於自然，來源於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來自實驗室中的自然切片，不是實驗室中遭到“拷打”和“拷問”的自然。我們知道，實驗室的基本方法就是把事物切開來、分解開來進行研究，在這種研究背後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知道了局部就知道了全體，窺一斑而知全豹。所以實驗室科學的有效性，建立在這個世界的普遍統一性之上，建立在時間和空間的均勻性之上。但是我們知道博物科學不需要這個前提，它並不要求一種普遍的有效性，它所要求的是對生命本身的一種直接的接近，這是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博物學改變的是科學對待研究對象的一種心態。博物學的對象不是無情的，而是有情的，博物學家對待自己的研究對象是要付諸情感的。所有的博物學家都對事物本身有一種熱愛，有一種同情和了解。近代科學主流從某種意義上培養了一種人對於自然的“自豪感”或者叫“傲慢感”，那是一種因為擁有科學知識而產生的對於自然的傲慢，以及對於其它物種的“優越感”，缺乏對其它事物的“同情”，沒有一顆同情之心。這裡的同情並不是可憐的意思，而是不認同，不認為能夠交流。總體上講，近代主流科學事實上培養了一種對於自然萬物的“無情”之心。近代的數理科學就其形上學的基礎處，就認為自然界本質上是冷冰凍的，是一種純粹物的結合，是一個數學體系，是在人類之外跟人類毫不相干的一個體系。近代數理實驗科學的一個要求就是把科學家的個人的追求、個人的愛好、個人的情緒排斥在科學研究之外，通過這樣一個去人化的過程，來保證科學研究的客觀性。我們知道，這樣的一種要求對實驗科學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它的目標是達到一種有效的控制，如果你加進各種各樣的不確定的因素，當然難以保證它的高效性。與數理實驗科學傳統相反，博物學要求一種對自然的親近，對自然的情感。
博物學在近代最偉大的成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我們知道，達爾文的進化論提供的並不是一套數理體系，他提供的是一套新的自然觀念。從達爾文的進化論的現代影響來看，我們可以體會到博物學的重大意義，它改變的不僅僅是生命科學本身，也不僅僅是科學本身，它甚至改變了整個人類的存在方式。博物學的現代形態是生態科學、環境科學，我們可以預期，它們也將極大地改變人類的自然觀，改變人類的存在方式。
博物學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可以起到溝通科學與人文的作用。進化論可能是今天人文學科最關注的科學理論，因為它實際上決定了對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看法。這裡我還想提到德國的文學家歌德。大家知道歌德是一個偉大的詩人，寫過很多文學作品，但是他在德國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名科學家。他曾經研究過很多動物植物和礦物問題，研究過光學問題。歌德在他大量的關於自然知識的文獻之中，一直在探討“原型”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整個古典文化的共同問題。古典文學有所謂人物的“典型”問題，有思想“主題”問題，古典音樂中有所謂的“主導動機”問題。也就是說，德國的古典音樂，古典文學，古典哲學，包括它的博物學，都是在談論主導動機、典型原型這樣一些基本的原理。大家知道博物學基本的工作是分類，它要為大千世界做一個分類。某種意義上我們的圖書館也是在類似博物學的工作，為書分類。每一種分類都代表著對對象的一種理解。在文學作品中，我們談典型人物，談人物性格的劃分，實際上，每一種劃分都包含著我們對人物的不同理解。在博物學中也一樣，你對物種每一種分類，都表示我們對它的基本特徵有更多的理解。所以說在博物學這裡，使用了很多在我們看來是人文的方法，人物的個性、主導動機、矛盾的衝突這樣一些在文學和藝術批判中經常出現的方法，也同樣可以運用在博物學裡面。所以我們說博物學是溝通自然知識和人文知識的一個橋樑。
博物學的復興根據何在？除了上述理由之外，還有現實的根據。我認為，現代的許多新學科，特別是以混沌學、非線性科學和生態科學為代表的新型學科，實際上是在復興某種博物學傳統。博物學傳統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承認事物的多樣性，並且以捍衛這個多樣性為自己的使命，決不會以追究現象背後的數學結構來消滅多樣性。大家知道，我們的地球現在面臨很多問題，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由於極大的張揚了自己的意志，極大的擴張了自己的生存空間，卻使得其它的物種喪失了它的生存空間。過去500年，地球上的很多物種，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在大量的滅絕。這個滅絕不是自然的消失，因而自然創生的速度遠遠小於滅絕的速度，物種的減少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環境主義者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說我們的生態系統好似一架飛機，我們人類就坐在這架在太空中飛行著的飛機裡面，每一個物種就相當于飛機上的一個鉚釘，每個物種的滅絕都意味著一個鉚釘不翼而飛，長此以往，人類自身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所以，我們今天要大講特講拯救生物的多樣性。從博物學角度看，多樣性乃是我們一切知識的源泉，也我們生活意義的來源。維護自然生態其實也包含著對文化生態的維護。在過去的500年內，自然的物種是大大的減少了，其實我們人類的文化生態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壞，越來越多的語言消失掉了，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被同化掉了，地球上本來存在的眾多的方言、土語、希罕的語言消失了。我們看到在中國的境內，很多少數民族的文化在消失，很多人不再過他們祖先的生活，不再保留民族的傳統。文化生態的破壞，其結果也不是美妙的。
過去馬克思說，一個壓迫別的民族的民族是不自由的，我們同樣可以說，一個壓迫別的物種的物種是不自由的。所以我們今天呼喚物種的多樣性，生命的多樣性，文化的多樣性，其實在我看來也就是要回到希臘人曾經一度提倡的自由的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講，博物科學與希臘的理性科學是相通的。正因為它們是相通的，所以都能夠起到對今天的數理實驗科學的糾偏和制衡作用。
今天我們一提到“科學”二字，大概指的都是近代的數理實驗型科學，是功利性的、力量型的、征服和控制型的科學，而沉思型的理性科學和親近自然的博物科學，不大被人重視。今天我借“究竟什麼是科學”這個標題，主要想揭示這三種科學傳統在今天的不均衡狀態。揭示這種不均衡狀態，也為了恢復它們之間的平衡。為了恢復平衡，就需要對主流傳統做一個限制，對邊緣傳統做一個扶持。這種限制和扶持也不是簡單地一貶一揚，而是要通過回溯到根源處，找到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從而發現均衡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講，希臘的理性科學是近代數理科學之根，博物學則是近代實驗科學之根，近代數理實驗科學傳統的根在兩千年前的希臘，更在更加久遠的古代。希臘那種非功利的理性科學精神在今天的主流科學共同體中也不缺乏，我經常跟很多科學家討論這個問題，討論科學研究的動機，他們說其實我們對科學的功利的方面也不重視，我們更看重在探索過程中迸發出的靈感火花，更看重那種有所發現、有所獲得的快樂，這種精神恰恰是希臘人的那種沉思型的、非功利型的、審美型的科學精神，那種將對真理的探索與人生理想的實現結合在一起的人文精神。
應該說，希臘的理性科學是我們中國文化所不熟悉的，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不存在為學問而學問，為追求自由而追求真理這樣的科學精神，因此，從這個角度去糾偏現代科技，我們中國文化是插不上嘴的。但是，從另外一條路線，即從博物型科學角度去糾偏現代科技，卻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完全可以說上的話，因為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博大精深的博物學資源，我們的地理學包括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我們的中醫藥學，都是非常好的博物科學。 我們的天人合一的智慧為今天對生物多樣性的追求和環境保護的思想，提供了精神資源。所以，我們今天提倡博物學，實際上是要激活古老的東方文化傳統中的這個因素，來糾正或者克服當代主流科學中出現的某些自身難以克服的問題，這也是我今天講科學的三種傳統的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