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俄國與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列寧最親密的戰友,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左翼領袖,工農紅軍、第三國際和第四國際的主要締造者。以對古典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獨創性發展聞名於世。

基本信息

個人簡介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1905年俄國革命中26歲的托洛茨基被工人民眾推舉為彼得堡蘇維埃主席(而當時布爾什維克多數幹部卻還在討論是否支持蘇維埃,後來被回到俄國的列寧痛擊)。1917年革命托洛茨基率領“區聯派”與列寧派聯合,並再次被工人推舉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對於十月革命這場20世紀最重大的社會革命,托洛茨基贏得了不朽的歷史地位。後來成了托洛茨基死敵的史達林,當時作為革命組織領導者之一卻寫道:“起義的一切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揮之下完成的。我們可以確切地說,衛戍部隊之迅速站在蘇維埃方面來,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之所以搞得這樣好,黨認為這首先要歸功於托洛茨基同志。”甚至連後來狂熱的史達林派雅克·沙杜爾,當時卻也寫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義中居支配地位,是起義的鋼鐵靈魂。”不僅在起義中,而且在無產階級政權的捍衛、鞏固方面和國際共產主義革命方面,托洛茨基也作出了極其卓越的貢獻(外交官、蘇聯國際革命政策負責人、蘇聯紅軍以及共產國際的締造者)。革命後若干年裡,托洛茨基與列寧的畫像時常雙雙並列掛在一起;十月革命之後到列寧病逝之前,布爾什維克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大會發言結束均高呼口號:“我們的領袖列寧和托洛茨基萬歲!”在歐美共運中托洛茨基的威望極高。
由於官僚極權對信息的封鎖,後人常常根據極端偏頗的材料而認為托洛茨基只是一個知識分子文人,其實他文武雙全,且諳熟軍事指揮藝術,還曾親臨戰場。正是他作為十月革命的最高軍事領袖(十月革命期間他與士兵一起在戰壕里作戰),並且在1918年締造並指揮蘇聯紅軍,是一個傑出的軍事家(列寧曾對朋友、著名作家高爾基說,除了托洛茨基,誰還能給我迅速地造成一支上百萬人的強大軍隊?)。國內戰爭期間,他甚至坐裝甲列車冒著槍林彈雨親臨戰場指揮作戰,差點被炸死;當反革命軍隊進攻彼得堡時,當時的彼得堡領導人季諾維也夫嚇得半死,(這事使他丟臉)托洛茨基卻從容不迫指揮作戰。
同時托洛茨基又是一個高明的外交家,他曾經強硬要求英國政府釋放因反戰宣傳被囚禁在英國的俄國流亡革命者,否則不許英國公民離開俄國,連英國政府方面都覺得此舉無懈可擊;他還把盛氣凌人的法國到訪者當場轟出他的辦公室(革命前法國一直是俄國的頭號債主與政治操縱者),卻彬彬有禮地歡迎前來緩和衝突的法國大使,一高一低的姿態顯示了托洛茨基高超謀略智慧,堪稱有理、有力、有節的外交典範。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對工人代表議會中的質詢做了巧妙答覆(托洛茨基說他“代表蘇維埃”宣布沒有任何武裝行動的決定,但他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當然沒有義務承認黨中央的機密決定;蘇維埃作為工人民主政治機關的決議是公開的,而黨中央有權保留機密決定;但托洛茨基不止於此,他補充說道“如果事變的進程迫使蘇維埃決定武裝行動,那時工人和士兵一定會像一個人似的站出來回響蘇維埃的號召。”)。這樣的答覆——既保守了即將起義的軍事秘密,又鼓舞了革命者的戰鬥意志,同時嚴格遵循現代民主與公開原則,這些政治答覆被波蘭人多伊徹譽為“外交辭令的傑作”。
托洛茨基在國民經濟管理與研究工作中頗有創造:是蘇俄新經濟政策的首先提議者以及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首先實踐者、提議者。1928年史達林遲遲開始的計畫經濟實驗,是對1923年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經濟綱領的拙劣剽竊和粗暴翻版。因為統治者的政策遲到,使得新經濟政策到1928年已產生了一個威脅政權生存的農村資產階級,而蘇俄工人階級國家不得不強力解決——而且是不得不藉助已蛻化為官僚集團的強力來解決衝突——結果導致了1929年到30年代初的大饑荒和對農民的大量冤枉錯殺。
另外,托洛茨基還對文學理論有很高的造詣,其著作《文學與革命》甚至影響了整整一代的國際左翼知識分子(包括中國的陳獨秀、魯迅、胡風、王實味等人)。他在哈佛大學圖書館留下了150多卷《托洛茨基全集》,其生動而真誠的自傳和大量私人日記、信件,給人留下了研究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寶貴財富,更是追求社會進步與解放的歷史道路上的重要知識庫之一。托洛茨基在哈佛大學留下的《托洛茨基全集》屬於無價之寶。
托洛茨基於1879年10月26日出生,祖先是猶太人。原姓布隆施泰因。1896年開始參加工人運動。1897年,參加建立南俄工人協會,反對沙皇專制制度。1898年在尼古拉也夫組織工人團體,被流放西伯利亞。1902年秋以署名“托洛茨基”的假護照逃到倫敦,參加V.I.列寧、G.V.普列漢諾夫等人主編的《火星報》的工作。一度熱烈擁護列寧的主張,曾被人安上綽號“列寧的棍子”。1903年在黨的二大上卻激烈反對列寧的“雅各賓主義”,傾向於馬爾托夫等人(後者開始被稱為“孟什維克派”),也與當時的羅莎·盧森堡(對列寧派“獨裁的組織方法”的激烈抨擊)的觀點一致。1904年9月脫離孟什維克,長期游移於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俄國1905年革命期間從芬蘭回國,12月被推舉為彼得堡蘇維埃主席,經歷了短促卻異常激烈的革命高潮,不久被捕。1906年在彼得堡獄中寫了《總結與展望》,提出他一生活動的理論基礎——不斷革命論,即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國際革命的不斷性,認為俄國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階級通過建立起自己的階級專政來領導、完成,並由此發展成社會主義革命;並且率先預言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很可能將從俄國革命開始。1906年12月被判處被判終身流放西伯利亞。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脫,流亡國外。1912年組織“八月聯盟”,反對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內部出現的錯誤傾向。1912-1913年曾作為一家自由派報紙《基輔思想報》的記者奔赴巴爾幹半島採訪,托洛茨基成功地扮演了一名精力充沛而獨立敏銳的新聞記者、報人以及分析出色的史學家,“他寫的所有巴爾幹通訊……都具有新聞寫作的宏偉風格,體現出革命前俄國的激進自由派報紙的特點……至今還是1914年巴爾幹編年史的無價之寶”(伊·多伊徹的托氏傳記《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第七章第224頁)。在1903年特別是1905年革命之後長期鼓吹布派與孟派之間的統一,並且強調自己的“非派別性”。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後,托洛茨基先在歐洲後赴美國,堅持國際主義,主張革命,反對戰爭。但他既不願公開接受“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的列寧派口號,也反對第二國際各黨支持各自所在國戰爭的沙文主義右翼勢力,仍在布派與孟派之間斡鏇。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還在進行時,托洛茨基就採取了最激進的不斷革命立場(反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主張把革命推向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匆忙啟程由美國輾轉回國以參與革命,途中遭英國政府非法逮捕於加拿大某集中營里(英國政府視托洛茨基等俄國流亡者為極端危險的人物),後遭到(在蘇維埃的巨大壓力下)俄國臨時政府的強烈抗議而獲釋放。5月17日返抵彼得格勒,當即發表演說鼓吹將革命立即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當即被推為彼得格拉蘇維埃執委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爾什維克內部長期對革命階段論(先建立工農民主專政完成民主革命、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不斷革命論的關係混淆不清,列寧也一度宣揚革命階段論,導致二月革命後當列寧從瑞士回國後鼓吹立即把革命推向社會主義革命時(這幾乎與托洛茨基同時主張),布爾什維克幹部紛紛反對(甚至像諾根、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資深老革命家也起來反對),當時許多人指責列寧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錯誤,結果被俄國臨時政府逮捕。同時他也因這一戲劇性的天真冒險在工人民眾中贏得了巨大聲望(當然,後來1919年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的被暗殺證明列寧是更有先見之明的)。同年7月坐牢中的托洛茨基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缺席選為黨中央委員。9月初代表革命工人的布爾什維克黨員包括托洛茨基被怯懦的臨時政府釋放出獄。
十月革命勝利後,托洛茨基擔任蘇俄外交人民委員。1918年1月在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提出“不戰不和”的主張,代表多數派反對列寧的意見,拒絕在和約上籤字。3月,被免去外交人民委員職務。最後和約以微弱多數票(僅多一票)得以通過,而托當時恰恰投了棄權票並且保留自己意見,但他的中立舉動等於幫了列寧那一派,而後來的歷史證明列寧是對的(參見劉平梅《布列斯特和約問題的爭論》)。托洛茨基後被任命蘇俄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並締造了蘇維埃紅軍,擔任其總司令。9月改任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陸海軍人民委員。1918-1920年反對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期間,在建設紅軍和戰略戰役指揮方面發揮了重大而積極的作用。
1920年11-12月他撰文主張改革工會,加劇了俄共(布)黨內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1923年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史達林三頭結成私黨,代表新興官僚層的利益(並且部分地反映著因新經濟政策而崛起的富農利益),篡奪了蘇聯共產黨的領導權,特別反對托洛茨基。1923年,隨著德國革命的失敗,托洛茨基牽頭的40多名老布爾什維克聯名發表“新方針”,提出振興革命的新綱領,包括遏止新經濟政策、實行計畫經濟、擴大工人階級民主的一系列具體方針政策,但遭到史達林等當權派打壓。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史達林三頭執政,合謀排擠托氏。史達林在1924年提出了著名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這是對第二國際右翼伯恩施坦有關理論的繼承發展,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修正,形成了一條獨特的對後世影響至深的史達林主義路線。史達林派從他們的觀點出發將馬列主義者攻擊為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托派”,將早已被許多人淡忘的列寧與托洛茨基的舊分歧提出來,指責“托洛茨基主義”違背了“列寧主義”。列寧還曾憂心忡忡地對人說,我擔心有人會利用我和托洛茨基過去的舊分歧搬弄是非;列寧生前把鬥爭矛頭直指史達林,並多次在病榻上要求托洛茨基代表他反對史達林等人。1925年1月,史達林派支配的俄共(布)中央全會通過《關於托洛茨基言論的決議》,批評他“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偷換列寧主義”;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決定解除托洛茨基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925年1月被迫辭軍事人民委員之職。改任電氣技術發展局局長,兼工業與技術委員會主席。從此史達林修正主義通過種種合法及非法手段逐步篡奪了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權。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讓委員會主席,後任電力技術管理局局長和工業科學技術院院長。同年的聯共(布)全國代表大會上,一名代表在大會發言結束時按照慣例呼號:“我們的領袖季諾維也夫和……對不起!”回頭看了看政治局諸位成員,“也許是加米涅夫,萬歲!”全場哄堂大笑,季諾維也夫撫掌狂笑,史達林笑得喘不上氣來,托洛茨基也為之莞爾,加米涅夫卻一臉肅穆、壓根兒笑不出來。
1926年4-5月結成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圍繞工業化道路和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批判史達林的反動觀點。1927年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通過決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職務。1927年,托洛茨基堅決反對史達林修正主義對中國大革命的瞎指揮,被開除出黨。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國,抵土耳其。1932年被取消蘇聯國籍。
在斯托鬥爭中,左翼反對派以托為首嚴重低估了官僚化傾向,錯失鬥爭良機(在1925年之前左翼反對派有人提出武裝推翻史達林集團、將之關禁閉,但遭到托洛茨基反對。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當時甚至私下說要把史達林送上絞刑架。托當時寧願把史達林當做同志、將鬥爭控制在黨內範圍,直到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問題才得以公開)。更要命的是,在當時論戰雙方都把列寧當做最高權威抬出時,托洛茨基等人卻堅決反對公布列寧遺囑(即列寧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信上對托洛茨基的評價非常高,卻公開說史達林“粗暴”,建議把他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調開,參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列寧文庫)。另一個重大的主觀原因是當時俄國革命者早已出現了分化,話說不到一起,對問題的敏銳性也有很大不同,致使左翼反對派不能在同一個時期里聚集起足夠的力量。從客觀方面看,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情緒低落(1923年後),三年內戰和反帝國主義干涉戰爭造成的最優秀的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死傷、脫離大工業,以及俄國工人從新經濟政策中得到的初步實惠,這些都嚴重削弱了左翼反對派的政治基礎。但反對派在鬥爭的主觀方面的失利無疑是其失敗的更直接原因。
托洛茨基錯過1924-1927年的鬥爭良機而使左翼反對派失利後,拒絕承認蘇聯官僚化的不可逆轉,仍寄希望於在蘇聯無產階級推動下的上層政治改良,並且要求各國左翼反對派留在共產黨內為革命路線而鬥爭。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他才宣告第三國際無可救藥,並認為只有一場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能夠挽救墮落了的蘇聯工人國家,並指導其支持者為第四國際而鬥爭。

早年生活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生於烏克蘭赫爾松縣揚努夫卡村的一個擁有三百俄畝左右土地的猶太富農家庭。1888年,來到敖德薩,考入一所德國人辦的聖保羅教會學校。在敖德薩的八年學校生活,使之大開眼界。1896年,轉到工業城市尼古拉耶夫城上學時,開始從事工人運動,組織"南俄工人同盟",並在工人中間進行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宣傳工作。1898年初,"南俄工人同盟"遭破獲,包括托洛茨基在內共200多人被捕入獄。在獄中,讀了列寧剛出版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這是他首次閱讀列寧的著作。那時的托洛茨基或許沒有想到,他以後的革命生涯,會與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緊密地連結在一起。1898年,被判處流放東西伯利亞四年。在流放地,用安蒂德·奧托的筆名經常給老民粹派分子在伊爾庫茨克創辦的合法的地方報紙《東方評論》寫文章,探討有關愛情、友誼、死亡、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這樣一些"人生問題",他寫過評論尼采、左拉、易卜生、鄧南遮、莫泊桑、果戈理、赫爾岑、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高爾基等著名學者和作家的文章,顯示了出色的文藝批評才華。流放期間,認識了捷爾任斯基。1902年春,在流放地閱讀了一份用複寫紙印的《火星報》和列寧的《怎么辦》,深受啟發,決定逃出流放地去參加《火星報》派的革命活動。同年秋的一個晚上,托洛茨基逃出了西伯利亞來到薩馬拉,當時護照署名托洛茨基,從此以後他就一直沿用這個名字。
托洛茨基敏捷的思維,過人的精力和優美的文筆很快得到了列寧和其他社會主義勞工黨革命同仁的尊敬和欣賞,列寧寫信給普列漢諾夫,建議讓托洛茨基參加《火星報》編輯部,擔任第七名編委。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同是《火星報》的創辦者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領袖,兩人均具有深厚的理論根底和傑出的領導才能,一時瑜亮,各有懷抱。普列漢諾夫對托洛茨基並沒有好感,他對列寧器重託洛茨基不以為然,認為托洛茨基在《火星報》上發表的那些充滿革命激情的文章只是花拳繡腿,華而不實。在托洛茨基加入《火星報》編委會一事上,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的分歧加深。列寧這一提議因普列漢諾夫的激烈反對而沒有實現,決定只讓他參加編輯部的會議,無表決權。1902年年底,托洛茨基按照《火星報》編輯部討論的意見,到巴黎去從事爭取俄國僑民團體的工作。
1903年7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布魯塞爾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對黨的性質和一些革命鬥爭問題的爭論中,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結成同盟,而托洛茨基卻加入了對抗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黨內反對派",成為"少數派"之猛將。托洛茨基激烈攻擊列寧,說列寧"被權力欲所驅使",又說列寧像法國大革命時代雅各賓黨人的領袖羅伯斯庇爾一樣,會把革命引入歧途,"把黨的委員會變成有無限權力的公安委員會";並宣稱"反對列寧的關於中央集權政黨的觀點"。自己的"棍子"反過來打自己,這是列寧始料未及的。在這次大會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為以列寧為首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派)和"少數派"(孟什維克派);大會結束之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布爾什維克黨正式建立。在這場激烈的黨內鬥爭中,普列漢諾夫只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暫時與列寧站在一起,而在其他方面兩人始終難以融洽。更多時候,普列漢諾夫向孟什維克讓步,批評列寧也相當尖銳,如說列寧搞“波拿巴主義”,"他將成為羅伯斯庇爾式的人物"。而列寧是這樣評價普列漢諾夫的:"1903年夏他還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秋天時他左右搖擺,到年底他就成了一個狂熱的孟什維克分子。"後來,普列漢諾夫成為孟什維克的思想領袖和理論家,成了布爾什維克和"列寧未來的敵人"。而普列漢諾夫於1918年4月留下的“政治遺囑”,分析了蘇聯黨和國家將會遇到四大危機:饑荒危機、社會經濟危機、意識形態危機和崩潰危機,最後政權瓦解。根據普列漢諾夫的指示,這一預言直到蘇聯解體後才得以公布。
1903年7月,以西伯利亞同盟委任的代表身份出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圍繞黨綱和黨章問題展開激烈鬥爭。托洛茨基在開始階段曾與列寧同一陣線,但因不滿列寧對老同志的態度而分道揚鑣。
大會閉幕後不久的9月,17名少數派分子立即在日內瓦召開了3天派別會議,會上通過了由托洛茨基和馬爾托夫共同起草的《關於黨內鬥爭的當前任務》的決議,攻擊和抵制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編輯部。會後,他們先後獲得了中央機關報《火星報》、總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地位。《火星報》從第五十二號起成了孟什維克的派報,被稱為新《火星報》。托洛茨基隨即為新《火星報》撰稿,他攻擊列寧的主張是“雅各賓主義”,是企圖建立個人獨裁的羅伯斯庇爾,稱列寧為“馬克西米利安·列寧”。
可是不久,托洛茨基又和孟什維克的領導人發生意見分歧。由於孟什維克的領袖們威脅要抵制中央委員會和《火星報》,托洛茨基等人也停止為《火星報》撰稿,列寧被迫辭去《火星報》的職務。孟什維克接管,普列漢諾夫出來收拾亂局。但普列漢諾夫不能容忍托洛茨基留在《火星報》,下了驅逐令,並以辭職相要挾。1904年4月,他申明脫離新《火星報》編輯部,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從《火星報》上消失了。此後,托洛茨基逐漸疏遠孟什維克。1904年9月,托洛茨基在德國慕尼黑髮表《致同志們的公開信》,與孟什維克絕交。

一九〇五年革命

1905年1月9日(周日,俄歷二月),彼得堡爆發大規模的工人和平請願,遭到沙俄政府開槍鎮壓,由此引發了連綿不斷的革命浪潮。此時,托洛茨基剛從慕尼黑到了日內瓦,他立即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以《彼得堡起義之後》為題發表。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讚揚英勇的俄羅斯人民反抗沙皇的極權統治,認為君主立憲只是一種幻想。他號召人民推翻沙皇統治,“革命已然來了,她結束了我們政治的童年時代”。
12月3日,在與彼得堡蘇維埃的其他委員在開會時被逮捕。從此開始了歷時一年零三個月的第二次監獄生活。在獄中,他研究了地租理論和俄國社會關係史。更重要的是,身陷囹圄的托洛茨基開始醞釀他的"不斷革命"的思想,這些早期思想後來發展成為具有理論學說的"托洛茨基主義"。
1906年,寫成了題為《總結與展望》的長文,以"總結"1905年革命為名,第一次論述了"不斷革命"論。他在《自傳》中認為這本書是"當時論證不斷革命的理論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認為俄國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階級來領導,以無產階級專政來完成,並由此發展成社會主義革命。

一戰前夕

1906年11月被判終身流放。1907年2月,在流放途中,藉口坐骨神經痛要求住院治療,乘人不備便設法從西伯利亞別烈左沃逃脫,經彼得堡到芬蘭,不久又搭乘一艘開往瑞典的輪船,抵達斯德哥爾摩,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此後穿梭於倫敦、柏林、維也納、蘇黎世、巴黎等歐洲各個城市,成為流浪的革命家。在柏林認識了被當時的革命者稱為"歐洲社會主義的‘精神導師’、馬克思主義的‘教皇’"的卡爾·考茨基,卻認為考茨基這位大師的思想相當平庸,使他感到失望;後來又認識了弗蘭茨·梅林、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等著名的德國革命家。盧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樣,反對孟什維克的革命觀,但又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布爾什維克的活動,希望看到俄國革命運動“歐洲化”。
1907年4月下旬,以梯弗里斯代表身份參加了在倫敦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儘量彌合布孟兩派的分歧,維持黨的統一。8月,參加了第二國際斯圖加特代表大會。
1912年1月召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會議,決定把孟什維克取消派開除出黨,從此布爾什維克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對此,托洛茨基等人又是集會巴黎,又是向第二國際告狀,攻擊會議是“欺詐行為和篡權”,是“政變”,是“分裂”。8月25-28日,托洛茨基又集合孟什維克、取消派、召回派和崩得分子,在維也納召開代表會議,結成了"八月聯盟"。此時的托洛茨基,在革命的十字街頭似乎無所適從。

一戰期間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一戰爆發後,反對列寧提出的“變現代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的策略口號。1915年9月,出席了齊美爾瓦爾德代表會議,在會上他追隨占多數的考茨基中派,反對列寧提出的同第二國際斷絕關係、建立第三國際的主張。但同時他堅持國際主義,主張革命反對戰爭。
波蘭托派領袖多伊徹認為,從1907-1914年,是托洛茨基政治生命史上無所作為的一章。1914-1916年,托洛茨基在巴黎逗留了兩年,1916年9月,托洛茨基的《我們的言論報》被法國當局查封,托洛茨基本人被驅逐出法國,赴西班牙,接著又被西班牙當局押送上船赴美國,1917年1月到紐約,在那裡遇到了布哈林,他馬上加入布哈林等人在美國主編的《新世界報》編輯部。他還活躍在紐約和費城一帶,到處演講,做革命鼓動工作。2月底,俄國國內爆發革命的訊息傳到了紐約,托洛茨基更是活躍,急忙辦理回國手續。3月27日,托洛茨基在歸國途中遭到英國警方扣押,5月才抵達彼得格勒。這時候的俄羅斯大地,風雷激盪,由資產階級領導推翻沙皇統治的“二月革命”剛剛過去不久,而另一場由無產階級舉義的震撼世界的革命即將爆發。
至此,托洛茨基充分發揮出其政治潛能,在革命運動中叱吒風雲,“個人品格大放異彩”。他已經可以不把普列漢諾夫之流看在眼內了,其在革命民眾中的威望,連列寧也稍遜一籌。盧那察爾斯基說:“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功的影響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響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認為他是俄國革命的頭號領袖的傾向。”1917年7月,托洛茨基被克倫斯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逮捕,很快就在9月獲釋。歷史在等待著列寧和托洛茨基們發動改天換地的大變革。俄歷10月25日,“阿芙樂爾號”巡洋艦一聲炮響,十月革命爆發,克倫斯基政府垮台。

十月革命

回到俄國後,參加了"區聯派"的國際主義小組。區聯派原是1913年11月在彼得堡成立的中派組織(主要階級成分是彼得堡工業區的四千多產業工人)。1917年5月,鑒於區聯派基本上採取了同護國派斷絕關係的立場,列寧主張同他們聯合,6月,資產階級政府以"德國間諜"罪名將托洛茨基逮捕入獄。在同年7月布爾什維克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作出決議,吸收托洛茨基和整個區聯派加入布爾什維克,在獄中被選為中央委員。9月初,獲釋出獄,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這時彼得格勒已轉向布爾什維克。10月10日,在列寧主持下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央會議,當時,托洛茨基是很少數支持發動十月革命的領導人之一(其他支持發動十月革命的除眾所周知的列寧之外,還有柯倫泰、布哈林等)。他雖投票贊同起義,卻主張要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來決定奪取政權的問題。
起義爆發後,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一手領導了十月革命,托洛茨基作為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委員會主席,實際組織了十月革命武裝起義。可以肯定的是,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領袖和最大功臣。

布列斯特

1917年12月3日,談判開始,德國提出了把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的局部和拉脫維亞、白俄羅斯的全部割讓給德國並賠款30億盧布的苛刻條件,這引起布爾什維克黨內嚴重的分歧。列寧主張接受德國的條件,簽訂和約,為新生政權爭得喘息機會,季維諾也夫、索柯里尼柯夫、史達林、阿爾喬姆、斯塔索娃、斯維爾德洛夫等六名中央委員支持列寧;布哈林為代表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簽訂和約,主張對帝國主義繼續世界大戰,中央委員布勃諾夫、烏里茨基、洛莫夫支持布哈林;托洛茨基則主張停戰,復員軍隊,但不與德國簽約(即不戰不和),中央委員克列斯廷斯基、捷爾任斯基、越飛支持托洛茨基。
1918年1月2日,蘇俄政府召開中央和地方負責人會議。60人出席的會議上,贊成布哈林主張的32人,贊成托洛茨基主張的16人,贊成列寧主張的僅15人。列寧的主張終因處於少數,未能被通過。
1918年1月24日,蘇俄政府召開中央會議,重新表決簽約的問題。托洛茨基的主張以9票對7票的多數通過,列寧的主張仍然沒有被多數所接受。
1月30日,布列斯特談判恢復。作為外交人民委員、談判代表團團長,托洛茨基臨行前與列寧約定:如果德國下了最後通牒就讓步簽約。結果德國果然向蘇俄下了最後通牒,托洛茨基向列寧電報詢問對策,列寧立即復電堅持:接受德國條件,立即簽約。但是托洛茨基沒有接受列寧的建議,而是發表了拒絕簽約的聲明,率團離開布列斯特。結果,德國開始對蘇俄大舉進攻。
2月18日,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蘇俄中央委員會舉行了的緊急會議。會上,列寧的主張又被以6:7的票數否決。隨後,中央又連夜開會,經過激烈的爭論,托洛茨基轉而支持列寧,會議結果以7票贊成、5票反對、1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列寧的提案。蘇俄政府連夜通知德國方面,同意簽約。
但是,德國在得到通知後任沒有停止進攻,提出更加苛刻的條件。蘇俄黨中央又召開有15名委員參加的緊急會議。會議中,大多數委員表示不贊成列寧的主張。列寧只得提出,如果這種空談繼續下去,他就要辭職,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員會。布哈林對此毫不在乎,史達林也未發生動搖。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寧的意見,但為了防止列寧辭職和黨的分裂,他的態度發生變化。在他的影響下,出現了4票棄權。結果列寧的主張以7票贊成、4票棄權、4票反對獲得通過。

國內戰爭

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後,1918年3月辭去外交人民委員的職務,任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9月改組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持建軍工作,指揮紅軍與協約國入侵軍隊與白黨軍隊作戰擔任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和軍事人民委員,具體負責組建紅軍和指揮軍事作戰。
國內戰爭期間,一直乘坐指揮專列巡迴於俄國各戰區,為紅軍的組建和壯大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成為國內各條戰線上勝利的"唯一的組織者","紅軍的締造者"、"紅軍的領袖和組織者",被外界譽為“紅色拿破崙”,當時連史達林也不得不認同。但因行事嚴酷,也遭到譴責。

經濟與工會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1920年底,國內戰爭結束,全國進入恢復國民經濟的新時期。但此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弊端已經部分顯露出來。1920年初赴烏拉爾地區考察,返回後便在俄共政治局中首先提出實行漸進農業稅,但遭到當時普遍抱樂觀態度的其他中央委員的反對。
隨後主持鐵路工作,認為在戰時共產主義體制下工會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在1920年11月初召開的全俄工會第五次代表會議上,反對在工會中擴大民主,主張把行政命令的方法搬到工會中。提出把戰時共產主義的"螺絲釘扭緊一下"和"把工會整刷一下"的口號。對此列寧、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在中央政治局展開了持續數月的激烈的爭論。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召開,對工會問題的爭論作了總結,肯定了列寧為首的中央的路線。
此時,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造成的國內經濟危機加重並導致政治危機,戰時共產主義被終止,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

反對官僚

前期
1922年12月,列寧抱病重新審查了與喬治亞布爾什維克衝突的前因後果,終於明白了史達林作為民族人民委員在喬治亞的粗暴舉動。他發現史達林加諸喬治亞“分裂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虛假的。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矛盾造就了史達林。作為蘇維埃體制下最傑出的三位領導人,在革命時期尚可以容忍的分歧,在官僚體制下已發展為勢同水火。列寧對這位傑出人物感到恐懼,他是隨時會將自己拉下寶座的人。儘管在最重大的戰略問題上,他們最後總是保持一致。但托洛茨基才華太高,威望太大,對於一個集權體制的最高統治者而言,這足以使他產生猜忌。
但他畢竟曾是一位革命者,而且他需要托洛茨基的才能,所以沒有對托洛茨基做出太大的進攻。但至少必須做出限制,至少在他在位時不能有所逾越。而史達林,列寧將他視為保障自己最高權力的工具,史達林的作用就是限制托洛茨基,就是作為強有力的執行者。托洛茨基感覺到了這一點,在自己的自傳中,他提到了史達林不斷被賦予權力,黨機器的權力不斷集中的的過程,也透露出列寧的目的是為了使自己的政令行使的更為暢通。也就這樣,史達林開始掌握了黨機器。
列寧健康時,還能將他作為一件工具,但他現在已經住進了護理室,實際上被看管起來了。所以,列寧才總是抱怨,醫生總是在加以限制,他對外界的情況總是一無所知。所以,列寧知道喬治亞的真相後才如此震驚,事件本身尚且不論,更吃驚的是史達林表現出來的勢力和野心,他知道自己已經被這件原來的工具控制了。
史達林獲得了看護列寧的權力,熟知中國歷史,清楚雍正皇帝這一段歷史的人不難理解,史達林通過此舉獲得了繼承最高權力的保障。列寧急切地想解除史達林的看管,所以才屢次表示對史達林的不信任,我們就不難理解列寧寫給史達林的信件,要求史達林向自己妻子道歉,接著要求解除一切私人關係的信件的深層目的。但唯一能解除這一權力的是政治局,由於“三駕馬車”和”五人小組“的存在,也就等於是要求史達林自己放棄這一權力,列寧這一目的無疑會落空。
列寧最終選擇了與“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見,除了這次的“喬治亞問題”外,在“對外貿易壟斷權”、“國家計畫委員會的優先地位”、“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對工農檢察院的批評”、“黨的官僚主義”等等一系列國內外重大問題上,列寧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團結一致甚至是緊密合作的。然而,在幾次重大鬥爭中,托洛茨基選擇了“靠不住的妥協”,與列寧的合作最終走向失敗。
“當列寧還能從事鬥爭時,托洛茨基依靠列寧的支持,還有獲勝的可能,甚至在列寧逝世後,他利用列寧交給他的“炸彈”,也仍有獲勝的可能。但他卻出於對“空位期”和黨的分裂的顧慮,沒有積極地利用這些有利的條件,從而導致自己徹底的失敗。當列寧已經決定撤消史達林的總書記職務,開除其黨羽奧爾忠尼啟則和捷爾任斯基的黨籍時,他還有所保留,仍希望史達林能改過自新,希望最高領導層能竭誠合作。在他的對手們私下策劃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時,他卻令人不解地無所作為,竟然還去郊區打獵,以致染上使他喪失戰鬥力的疾病。托洛茨基這樣做,也許是意識到力量對比懸殊,如他在自傳中所說的,即便獲得勝利,其結果能維持多久是頗成問題的。也許他是出於自信,象他這樣能夠準確地把握歷史轉折契機、叱吒風雲、扭轉乾坤的人,只要有機會,必將會東山再起。因此,他想進行一場長期鬥爭,從做青年工作入手。
但他沒有充分認識他的對手史達林,對手們針對他進行的鬥爭的性質也不夠明確。這場鬥爭對史達林和季諾維也夫來說,是一場奪取最高權力的鬥爭,奪取權力是唯一目標,因而在手段上無所不用其極。權力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鬥爭的對手是獲得或保持權力的障礙,不把障礙除掉就得不到權力,所以就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幹掉對手,這場鬥爭與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以往的黨內鬥爭完全不同,在那些鬥爭中,儘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勝主要是依靠理論和決策的正確性,通過辯論和投票解決問題。這種黨內鬥爭是同志之間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分歧的鬥爭,鬥爭的雙方是同志,所以允許人犯錯誤、允許保留觀點,也給人改過的機會。可惜這個優良的黨內鬥爭傳統被罪惡的奪權鬥爭破壞殆盡。”
後期
1924年1月21日,列寧與世長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史達林三頭執政,合謀排擠托洛茨基。
1924年秋,接連拋出《論列寧》和為《1917年》一書所寫的序言《十月的教訓》等小冊子,被指責為“篡改歷史,歪曲列寧形象,詆毀列寧主義,抬高自己的身價,妄圖以托洛茨基主義來頂替列寧主義,改變黨的路線”。在托洛茨基發動新的進攻面前,史達林立即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史達林先後發表了《論列寧》,《論列寧主義基礎》等重要著作進行爭鬥,同時向全黨提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的口號。1925年1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行,解除了其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並給予最嚴厲警告。
1926年春夏之際,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等人結成新的反斯派聯盟,即所謂“托季反黨聯盟”。他們挑起了關於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的辯論。他們提出的《世界分工論》、《超工業化計畫》等理論和做法,在全黨對未來一片樂觀的情況下,理所當然地受到全黨的譴責和否定。托季反黨聯盟的活動遭到沉重打擊以後,暫時有所收斂。當英國張伯倫政府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和貿易關係,各帝國主義國家企圖重新發動反蘇武裝干涉之際,托洛茨基又加緊了他們的活動。炮製和散布了大量綱領和宣言,其中有《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三人宣言》(1927年5月25日)、《十五人政綱》(1927年6月)、《反對派政綱》(又稱《九月三日政綱》)、《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提交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提綱》等等,對黨的方針政策進行了全面攻擊。對托洛茨基這些言論和活動,聯共(布)中央決定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後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解除季諾維也夫的共產國際主席、托洛茨基候補執行委員的職務。
季諾維也夫在這場鬥爭中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他的下場也十分可悲。開始時,他為了實現其權力野心,無原則地與史達林勾結在一起,並且比史達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把托洛茨基驅逐出黨的領導層,在蘇共十二大上,又是他主張扣壓列寧的“遺囑”。季諾維也夫打著他的如意算盤,他想利用擅長搗陰謀詭計的史達林除掉托洛茨基,只要托洛茨基一垮台,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屬。列寧建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最高領導核心畢竟具有很高的理論水平、黨的最高領導權決不會落到一個只會在幕後摘小動作的人的手中。但他錯了,他想利用史達林時卻被史達林所利用,他也沒有想到他與史達林聯合進行無原則的權力鬥爭時,對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基礎和黨的原則破壞有多大。
托洛茨基垮台之後,史達林馬上把矛頭對準了季諾維也夫。季諾維也夫發現上當,便轉而與托洛茨基結盟,但為時已晚,史達林已牢牢地控制了全黨,他動用一切力量,使反對派處於被動挨打、根本無法進行政治鬥爭的地步。季諾維也夫為了免遭天頂之災,又向史達林投降。此後,他更是被史達林玩弄於股掌之上。基洛夫被暗殺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組織暗殺基洛夫的罪名逮捕並判刑,後來又再次進行審判,被判處死刑。他們早就了解史達林的為人和殘忍本性,他們在與托洛茨基結盟前就寫下遺書,一旦意外死亡,定是被史達林暗殺。儘管如此,他們在內務部嚴刑逼迫他們承認捏造的罪行時,仍相信史達林虛假的承諾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踐。季諾維也夫臨刑前的最後一句話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們,看在上帝的面上,請給史達林同志打個電話吧!”——《史達林肅反秘史》
1927年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托洛茨基抨擊了史達林的對外政策,托洛茨基屢次提議要中共退出國民黨,及採取獨立的工農革命政策,均遭史達林控制下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拒絕(共產國際當時的計畫是把國民黨吸收入共產國際),終至中共及工農民眾在毫無戒備下遭國民黨屠殺。中國革命的失敗,使史達林感到恐懼,他加緊打擊托季聯盟,托季聯盟成員卻並沒有停止行動。11月7日,他們糾集其追隨者組織了遊行示威,走上了公開反對史達林的道路。對此,聯共(布)黨採取了斷然措施:11月14日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托季聯盟被徹底擊潰了。許多“黨內左翼反對派份子”被逮捕、流放。蘇共十五大以後,史達林領導的中央對“黨內左翼反對派份子”和支持或同情反對派觀點的人採取了嚴厲的行政制裁措施。最先被流放的當然是托洛茨基。

再次流亡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1928年1月,被流放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在流放所,並未停止活動。不僅同全國各地的餘黨頻繁通信,為之出謀劃策,還加緊撰寫著作,起草了幾十萬字的《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對基本原理的批判)》,繼續攻擊聯共(布)和共產國際。此時托派已從反對派完全變成了“反蘇維埃組織”、"敵視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因此,1929年1月20日蘇聯政府決定將其驅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剝奪了其蘇聯公民權。
被驅逐出國後,先後流亡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島、法國和挪威等地,最後定居墨西哥。流亡期間,受到各進步團體的隆重歡迎。此間一直進行著反史達林主義的活動。寫了大量著作反對史達林,堅持和宣傳“不斷革命論”。
西班牙內戰期間,支持無政府主義者,遭到史達林主義者的仇視。希特勒在德國登台後,第三國際不顧托洛茨基自1930年以來不斷的警告,大大低估納粹黨的危險性,同時拒絕與社會民主黨建立統一戰線對抗納粹,結果使德國工人階級的組織——長期處於國內第一大黨地位的德國共產黨毫無抵抗地被粉碎,並使法西斯勢力橫行十餘年。
再造國際
居住墨西哥期間,托洛茨基表示不會幹預和評論墨西哥內政,但在國際與蘇聯的問題上,卻加緊開展政治活動。他把建立托派第四國際作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發動了一場組織成立第四國際的運動。1938年9月3日,30多名來自10個國家的代表在巴黎開會,成立了第四國際即世界社會革命黨。
缺席處死1937年1月23-30日,蘇聯最高人民法庭開庭審訊所謂“托洛茨基反蘇案”,13名“托派份子”被判處死刑。而托洛茨基及其兒子被作為“人民公敵”被控為各種旨在顛覆蘇聯政府的陰謀、破壞、暗殺活動的主謀和指使者。1938年3月,莫斯科又宣判,托洛茨基與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勾結,還與英國和波蘭的政府達成賣國協定;同時被控暗殺基洛夫和企圖謀害史達林等人,又指控其謀害高爾基等人。就這樣,托洛茨基被足足三次缺席判處死刑。
慘遭暗殺
二戰期間,托洛茨基和史達林都認為戰後將掀起革命高潮,為爭奪對革命的領導權,兩方加緊鬥爭。蘇聯情報部門策劃了暗殺行動,蘇聯內務部從1931年起就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暗殺托洛茨基的小組。在墨西哥,他先是住在墨西哥左翼畫家迪亞哥·里維拉和弗里達·卡洛夫婦的家中。因與弗里達有染而搬出,另找了一個附近的房子居住,其間躲過多次暗殺。1940年,在家中被他當作朋友的蘇聯情報單位特務拉蒙·麥卡德爾(RamónMercader)用冰斧殘忍的鑿入托洛茨基的後腦將其殺害。隨著檔案的披露,證明史達林對這次暗殺行動負責。麥卡德因為謀殺托洛茨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出獄後於1978年在古巴去世。

影響

托洛茨基的思想理論並未隨著他的逝世而消亡,世界各地或多或少都有其追隨者。更為重要的是,今天在史達林體制崩潰和蘇聯解體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低潮期中,托洛茨基主義成為一個新的突出反抗全球性政治倒退的一個方向,具有其它任何主義都不可代替的功能,逐步為各地共運組織所重新認識和理解。對當今世界,更具啟發性和前瞻性,對其思想的重新解讀漸漸被人們關注。
巴西勞工黨(PartidodosTrabalhadores)(Workers'Party)巴西最大左翼政黨,也是該國執政黨。成立於1980年2月10日,總部位於聖保羅RuaSilveiraMartins,132Centro,意識形態屬社會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
源於全世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托洛茨基反對史達林派篡改列寧主義的政治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維護與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傳統的延續,以主張工人階級先鋒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反對史達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反對史達林主義方面,強調廢除官僚專制;在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方面,倡導戰鬥性的工人革命。
托洛茨基主義常被不知道的人誤以為是共產思想裡面的無政府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系譜上,其屬於左翼。其不同於史達林派對列寧主義的篡改。本質上,仍堅持階級鬥爭理念,堅持工人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這兩個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支持蘇聯的民主權利,倡導工人民主,反對與帝國主義勢力進行政治交易,反對秘密外交,擁護世界革命。
美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詹姆斯·坎農在《美國托洛茨基主義史》寫道:“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新的運動、教條,而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恢復和再生,這種恢復和再生在俄國革命和早期的共產國際得到了詳細的解釋和演繹。”
“托派”一詞在史達林-毛主義者的詞典中是極左或極右的象徵,也是中傷構陷政治異己的名詞。這種極其可笑的區分使托洛茨基主義者覺得異常光榮,因為他們認為叛徒主動與自己區分,證明自己與之並非一伍,同時也證明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在21世紀的今天,“政治革命”的理論似乎已經不再適用,因為幾乎所有的官僚工人國家已經瓦解。雖然經過巨大的歷史轉變,不斷革命論仍然保持著其適當性的現實意義。雖有不同程度的改變,過渡綱領對於很多托洛茨基主義者來說仍然是正確的。
托洛茨基主義的形成,跟俄國革命後左翼反對派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和史達林派鬥爭的過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列寧在他晚年時,也是極力反對官僚主義,並力促解除史達林作為黨總書記的職務。托洛茨基秉承著列寧反對官僚主義的遺願,跟史達林派展開殊死鬥爭。
美國著名托派領袖,也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WorkersParty)創辦人的詹姆斯.坎農(JamesP.Cannon)這么寫道:“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一個新的運動、新的教條,而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復興、再生,就像它在俄國革命和第三國際初期所表現的和實踐的一樣。”也就是說,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什麼新的馬克思主義流派,而是原原本本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傳統的革命思想。世界上有不少的組織,視自己來自托洛茨基主義傳統,稱自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或托派。不過,他們之間卻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行為,對托洛茨基理論有著不同的解析,因此托派組織派別林立,讓人眼花繚亂。
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主張在那些仍未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家(也就是仍未推翻地主所有制和實現民主自由的地方),無產階級必須通過同時執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將革命進行到底。托洛茨基和列寧一樣,相信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將無法在被充滿敵意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圍困下維持下去,除非其它國家也相繼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布爾什維克黨接納這個觀點,把俄國革命視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布爾什維克黨的史達林派,於1924年接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使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從屬於專注蘇聯一國建設的目標,合理化跟帝國主義國家長期和平共處的妥協做法。史達林派為了鞏固他們本身的特權地位,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絕對壟斷權,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展開鎮壓和逼迫屈服。
在馬克思主義的系譜上,托洛茨基主義屬於左派。托洛茨基主義者支持蘇聯的民主權利,倡導工人民主,反對跟帝國主義勢力進行損害國際工人階級利益的政治交易,反對秘密外交,主張世界革命。
托洛茨基主義的形成,與俄國十月革命後左翼反對派在布爾什維克黨內與史達林派鬥爭的過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列寧晚年時,也極力反對官僚主義,並力促解除史達林的黨的總書記之職。托洛茨基秉承列寧反對官僚主義的遺願,與史達林派展開殊死鬥爭。
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與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最大區別,就是反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提倡國際“不斷革命”。他的“不斷革命論”,主張在那些仍未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家(也就是仍未實現資本主義民主的地方),視俄國革命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史達林派,於1924年接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以合理化對帝國主義國家妥協的做法。史達林派為鞏固自身權力地位以及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支配權,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展開鎮壓。
20世紀20年代,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在蘇聯和布爾什維克黨內影響力相當大,直到1928年史達林對其殘酷鎮壓。托洛茨基被流放,其支持者都被囚禁。各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礎——黨內民主,蕩然無存。任何不同意黨的路線的人,都被標為托派或法西斯分子,遭到殘酷打壓。“托派”,經常被斯-毛派用來套在異己份子頭上,誣之為叛徒。
20世紀30、40年代,托洛茨基發展出一套理論,形容蘇聯工人國家已淪為“官僚化的墮落工人國家”。在墮落工人國家內,資本主義並未復辟,國有化工業與計畫經濟尚存;但國家被少數的官僚階層控制,而與工人階級的利益相衝突。托洛茨基捍衛蘇聯,免受來自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反革命力量的攻擊,但也號召在蘇聯內進行政治革命,以恢復社會主義民主。
1937年,史達林發動了一場針對所有在十月革命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老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恐怖主義運動,其間還處決了大批將領,包括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葉戈羅夫。主要原因是他們曾在蘇俄國內戰爭中接受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的領導,也因為他們很有才幹,受不了那個“喬治亞山民”的擺布。
在西班牙內戰中,一個人若被親蘇分子叫做“托派”、"托洛茨基主義者"或"托派分子",就意味著這個人被暗示為法西斯主義的間諜或破壞分子。著名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曾在他的書《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toCatalonia)和文章《不小心說漏了西班牙的秘密》(SpillingtheSpanishBeans)中描寫了這段歷史,寫道,史達林主義者不但未參與反對法西斯的戰爭,還通過清剿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從西班牙撤出蘇聯軍隊,從而讓弗朗哥掌權,給法西斯幫了大忙。在他的以俄國革命為原型的寓言小說《動物莊園》中,用“雪球”這個角色代表托洛茨基,而用“拿破崙”的形象代表史達林。
史達林將軍隊撤出西班牙,是為了獲得與英法的和睦關係。後來還與希特勒簽署了和平條約,瓜分了波蘭與波羅的海諸國。很多人認為,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樣,史達林通過出賣俄國革命,保護了蘇聯內部的精英階層。
1938年,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成立第四國際。托洛茨基認為,只有建立在列寧的先鋒黨理論基礎上的第四國際,才能領導世界革命,而第四國際必須以反對資本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為目標而建立起來。
成立第四國際的目的,是捍衛作為工人國家的蘇聯,通過工人階級控制的國有化生產方式,獨立於資本主義勢力的干擾;同時也力圖推翻控制蘇聯的史達林主義官僚政府。第四國際成立時,托洛茨基主義是越南、斯里蘭卡、玻利維亞等地的主要政治流派。
史達林派視托派為最可怕的敵人,一掌權,首先就迫害托派。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四國際遭受鎮壓,面臨瓦解。1940年,托洛茨基被史達林派遣的特務暗殺。第四國際的眾多成員,不是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犧牲,就是被史達林派出賣,死在法西斯分子手上。

著作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1929-1940年流亡期間,寫下大量具有啟發性的偉大著作。儘管蘇聯當權者歪曲社會主義多年,二戰後蘇聯境內仍有工人只看了托洛茨基的部分著作就走上反對史達林集團的革命社會主義道路。在左翼反對派的歷史影響下,蘇聯國內一直有零星的地下左翼反對派積極運動,直至蘇聯解體,其影響力可想。
《被背叛的革命》(1936)。以分析蘇聯的所有重要方面(革命、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為中心,緊緊圍繞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前途,堪稱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列寧《國家與革命》之後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重大繼承發展。
《俄國革命史》(1930)。對俄國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極為詳實的真實記錄,大量的普通士兵觀察來自作者本人的親身參與(他本人就是十月革命的富有戲劇性的著名“演員”之一)。
《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又名《共產國際綱領批判》,1928)。這個小冊子是寫給共產國際六大的批判提綱,由此共產國際的重大路線鬥爭才公開出來,但只限量複印了一部分給與會代表,不久又收回了。該著作不僅在於抨擊了列寧以後共產國際的修正主義路線,還闡述了革命無產階級自己的綱領和戰略戰術思想,具有長久的歷史理論價值。內容具體不說,僅舉一例,當時美國共產黨代表設法“騙”到一份,看完後當即熱烈支持托洛茨基,並把該檔案帶回美國,迅速得到一批美國工人運動幹部的支持,由此開創了美國托派共產主義運動。30年代一度占據該國工人運動支配地位的智利伊達爾戈派共產黨也是從接受託洛茨基的共產國際綱領批判開始,熱烈接受託派主張。
《總結與前瞻》(1906)。
《一九〇五年》(1906)。描述1905年俄國革命。與《俄國革命史》具有類似的重要性。
《文學與革命》。
《史達林與中國革命》(1930)。對初步了解本國現代革命史的中國人來說,此書更有現實啟發性。中國大革命(1925-1927)的失敗對20世紀中國歷史影響極深,而中國人卻對這位與史達林有同等重要性(不論正反意義,僅從重要性而言)的革命領導者的分析孤陋寡聞。
《史達林評傳》這是一位蘇聯紅軍締造者對史達林的全面解讀。
《我的生平》回憶他一生的事業。
保衛馬克思主義》(1939-1940)這本書是托洛茨基在生命中最後一年多的時間內參與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鬥爭的文集,托洛茨基和美國社工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傾向展開鬥爭,內容涉及辯證法、黨的組織原則、保衛蘇聯等一系列的重大問題,在這場鬥爭中托洛茨基全面地保衛了馬克思主義,這書是托洛茨基的最後著作集,可以說是代表了他晚年思想中的最精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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