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生態

人口與生態

正文

表征人口和生態環境相互關係的一對範疇,也是現代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之一。旨在回答在人類"主宰自然"的條件下,人口增長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以及生態環境變化對人口發展的反作用。合理協調人口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是謀求全體人口生活質量改善的關鍵。
生物與所處環境組成生態系統。這種系統,依靠與外界的能量、物質交換,維持著自身的結構與功能。生態系統的能量轉換與物質循環,在數量、位置、次序等方面有一定的秩序和限度,符合這種秩序,促持一定的限度,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處於穩定狀態,即所謂生態平衡。在未有人類干預的自然生態系統內,自然力也可能破壞生態平衡,但通過生態系統的自身調節,通常能夠恢復協調與平衡。人類的出現,使生物圈增添了一個新的成員。人類作為生物進化的產物,並沒有失去生物的屬性,從這一點上說,人類是自然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但是,人不同於一般生物。人的社會性,使作為生物個體的人的力量,變成了人的社會力量。人類為了滿足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一步步從接受自然界的賜予,走向征服自然,從而導致生態系統發生深刻的變化。以人為中心的生態環境,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生態環境,而是經過人工改造的社會生態環境。
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隨生產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長而擴大加深。在採集、狩獵時期,人類直接從生物界取得衣食等生活資料。那時儘管人能製造工具,較之其他動物有不可比擬的優勢,但畢竟處於原始狀態,且人口總數少,對生態環境的威脅只是局部的現象。進入農耕、畜牧時期之後,人類以農作和養畜來取得主要生活資料,改變了原來完全依靠自然界提供現成生活資料的局面,提高了土地的人口容量。增加著的人口,又要求開拓更多的耕地和草場,從而把自然生態系統向人工生態系統大大推進了一步。到了近代工業時期,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不但強化了土地的農業利用,而且從自然界取得各種原料資源,發展了工業。工業向城鎮的集聚,使城鎮化程度日益提高。這就在人和生態環境的關係上產生全新的格局。在城市中,生態系統的生產者──綠色植物只占據一小部分的空間,而作為生態系統的頂極消費者的人,卻高度密集。維持城市生態系統所需要的能量流和物質流,完全依靠強大的運輸手段從外部環境輸入,通過轉換輸出到外部環境中去。
繁衍著的人類在利用和改造生態環境中,一方面創造了光輝的業績,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巨大的破壞力。即使是在採集、狩獵時期,一定區域內人群對動植物的濫捕亂采,也可以導致局部的生態滅絕。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在戰勝自然力的成就面前,產生了主宰自然的慾念。這種慾念的放縱,使人類對生態的破壞力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曾指出:“人主宰自然的狂熱,是歐洲科學思維中最有破壞性的一種”。時至20世紀末,全世界50多億人口向生態環境的求索,稍有疏忽,就會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超過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事實上,土地過度開墾、耕地過度利用、草原過度放牧、森林濫伐、海洋酷漁濫捕等等的生產行為,已引起水土流失、地力衰退、草原退化、森林覆被率降低、海洋水產資源萎縮,促使物種從生態系統中消減速度大大加快。據估計,在中生代末期,平均每1000年有一種鳥獸滅絕,而20世紀的80年中,平均每年就有一種鳥獸從地球上消失。工業對資源的過量開發,已經使一部分資源枯竭,甚至像可以循環利用的水資源,也因人口激增、工業污染、生活污染而感到短缺。工藝過程、運輸過程、生活過程所排放的廢物,以及施用農藥遺留在土壤中的殘毒,造成大氣、水、土壤環境的污染以及熱污染和噪聲污染。
生態環境的破壞,不僅損害生物界,而且危及人類自身。生態變化除影響人口容量,引起人口遷移和再分布之外,對人口素質人口再生產也帶來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污染給人口的發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平均壽命以及遺傳健康等方面都帶來不利的後果。
在人口和生態的關係上,一味追求原始生態平衡,是自然主義的表現,是不現實的。讓遍布世界的人口向自然界肆意索取,則是對生態環境的蹂躪,最終要受到大自然的懲罰。人類只能從控制人口和保護環境兩方面來協調人口與生態的關係。20世紀60年代全球性的人口猛增和環境惡化,喚醒了人類的理智,使人們認識到只有廣泛提倡節制生育,治理和保護環境,才能使生態系統永續利用,人類得以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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