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身居迅速變化的時代，我們希望在探索走向未來的同時不割斷與過去的聯繫。在告別過去的時候，我們有一種深刻的不安，失去傳統會使我們一無所有。——李光耀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2002年初接受美國《讀者文摘》雜誌訪問時說：“將來改變中國的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或新加坡人。他們當中最聰明、最優秀的會站出來，縱目觀察世界，找出應予學習的榜樣，也就是一個有教養的民族，會深吸一口氣，然後說：‘我們應當效法’！
這裡李光耀並沒有替中國指明那個“應予學習的榜樣”。
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卻向中國人民指出了那個“應當借鑑”的對象。鄧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談話”中談到趕超亞洲“四小龍”時指出：“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借鑑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也更好。”
以上摘自呂元禮先生所著的《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政治的詮釋》。本書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實質上是以儒家文明為主體的價值觀，本書所論的新加坡政治，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視為儒家王道政治在當代獅城的創新與發展。呂先生從儒家文化的角度，以自己對儒家文化理解之深、理解之透徹，寓之於對新加坡政治的詮釋中，構成了他心目中的亞洲價值觀。
呂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者，有著深厚的儒家情結。對自己的民族有信心，肯定要培養文化自信力。我們有多少自信呢？幾百年積貧積弱，主流知識分子基本上沒有根源感，蔑視傳統文化。而此書中呂先生的話語都滲透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他秉著對儒家文化的體驗和感悟，而執著於理性的思想梳理；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求索，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尋求文化融匯、重構的結合點。
儒家文化的當代意義和中國政治的未來走向，是呂先生多年來一直思考的問題；新加坡政府的治國之道，則是他1996年擔任東南亞政治與行政的教學以來一直關注的課題。 1999年他到北大訪學後，在為自己未來一段時間的研究方向冥思苦想中，上述問題的思考與上述課題的關注的相互碰撞使他產生了撰寫本書的構想。這本書凝聚了呂先生五年的心血，其中引經據典，參考了大量文獻，對有關亞洲價值觀的論爭，作了廣泛和深入的分析。書中記載了他求索學術文化的心靈歷程，也折射出他對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思考的心靈歷程。
呂先生指出：“作為新加坡模式內在價值的亞洲價值觀，促成了新加坡的經濟騰飛，對於希望急起直追實現現代化的中國來說，新加坡正是上述引言中鄧小平指出的那個“應當借鑑”的對象。借鑑新加坡，就必須深刻把握內在於新加坡模式的亞洲價值觀——因為失去內在價值的外在模式，就會成為沒有靈魂的軀殼；深刻領會亞洲價值觀，又必須深入了解新加坡政治的詮釋——因為缺乏具體詮釋的價值觀念，就會淪為言之無物的空談。”
呂先生這本著作中的主人公是李光耀資政。李光耀被稱為亞洲價值觀的頭號代言人，當然也是新加坡的頭號發言人。李光耀維護、奉行和倡導的亞洲價值觀實際上是儒家核心價值觀；而由於亞洲價值觀是以儒家文明為主體的價值觀，所以，新加坡政府領導人維護、奉行和倡導的亞洲價值觀最為典型、完整地體現了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政府倡導的“共同價值觀”（即“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協商共識，避免衝突；種族寬容，宗教和諧” ）被人們稱之為亞洲價值觀的新加坡“官方版本”。但是，新加坡政府領導人指出，“共同價值觀”並沒有包括政治、宗教等價值觀。這就是說，“共同價值觀”並沒有完整地反映亞洲價值觀。所以，根據新加坡政府領導人及有關學者的大量論述，呂先生在“共同價值觀”的基礎上加以增補而對亞洲價值觀的具體內容歸納如下：
國家至上，社會為先；
家庭為根，社會為本；
社會關懷，尊重個人；
協商共識，避免衝突；
種族寬容，宗教和諧；
實用理性，中和思維；
先有經濟，後有民主；
權利義務，平衡發展；
自由雖貴，責任更重；
民主目標，良好政府；
領袖賢明，政府強大；
以民為本，關注民生；
政府人民，互尊互信；
以法治權，以德治國；
法紀嚴明，井然有序；
各盡所能，各取所值；
機會平等，扶貧濟困；
高薪養賢，厚祿養廉；
忠孝仁愛，禮義廉恥；
重教尊學，克勤克儉。
為了更好地理解“共同價值觀”，呂先生在本書的第五章第三節已對“共同價值觀”的具體內涵做了闡釋。在此筆者結合呂先生書中各章節之闡釋，對呂先生所增補之亞洲價值觀的具體內涵做了一下提要：
一、實用理性
不同於希臘哲學的抽象思辨和印度哲學的追求解脫，儒家文化的性格特徵表現為一種實踐理性或實用理性。從字面理解，實踐或實用強調注重實際，講求效用；理性則代表著用理智控制行為的能力。向深層開掘，實踐理性又包含著更為豐富的內涵。儒家實踐理性具有巨大的綿延伸展能力，並對當代新加坡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儒家實踐理性注重實際、講求效用及用理智控制行為的特徵，很容易被人們誤認為實用主義。但是，實踐理性不是實用主義，並與實用主義具有本質區別。實用主義追求實用但也停留於實用，實踐理性注重實用卻又有所超越。儒家實踐理性承認、尊重、相信甚至強調去符合一個客觀的原則、規則或秩序。這一原則、規則或秩序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獨立於人的思維和經驗的天道或天命。這裡，人道不能同天道分開，人道必須遵從天道；天道與人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於是，儒家實踐理性在講求實用也即關注人道的同時，又具有為從天道“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進一步說，由於實踐理性所關注的人道是以天道為依歸，所以，它並不認為現實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恰好相反，實踐理性認為現實世界是非常不完善的，最好的世界有待於通過人們的努力去創造和復興。
二、中和思維
不同於西方文化的意欲向前和印度文化的反身向後，中華文化是以意欲調和、持中也即中和為其根本精神。也可以說，西方價值觀體現了一種兩極思維（或稱二分法），亞洲價值觀表現出一種中和思維（或稱三分法）。李光耀及新加坡政府的治國理念與實踐，十分典型地體現了中和思維。如果說，兩極思維是革命的思維，那么，中和思維就是建設的思維。革命與建設，是社會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革命的特徵在於破，其目的是要破壞舊的世界。建設的特徵在於立，其目的是要建設新的世界。當時代從革命走向建設，也必然要求革命的政治轉型為建設的政治。新加坡經濟騰飛和社會發展的成功之處，就在於成功地實現了從革命到建設的政治轉型。這種從革命到建設的政治轉型，實質上也是從兩極政治道中和政治的轉型。
三、先有經濟、後有民主
李光耀說：“一個國家必須先有經濟發展，民主才可能隨之而來。除了幾個例外，民主並沒有給新的開發中國家帶來好政府。民主沒有導致經濟發展，是因為政府並沒有建立經濟發展所需的穩定和紀律。”李光耀的上述觀點，被西方稱之為“李氏假設”。其可以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先經濟，後民主。
有經濟發展才有民主，一是因為人的需要層次由低到高具有輕重緩重先後秩序的不同。二是因為經濟發展為包括妥協合作精神在內的民主文化提供了物質基礎、良好環境和培養基地。三是因為新興民族國家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獨立與生存。
四、權利義務、平衡發展；自由雖貴，責任更重
權利和義務、自由與責任，都是既對立又統一的兩個方面。就對立而言，自由、權利主要體現了本我的期望，反映的是人之所欲（欲望）；責任、義務主要體現了超我的要求，反映的是人之所宜（應當）。相對來說，西方文化較為強調自由與權利，東方文化較為重視責任與義務。前者十分典型地表現在美國政治文化之中，後者則十分充分地體現在儒家政治文化之中。今天，當西方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隨著現代化浪潮席捲全球的時候，我們就有迫切需要去讓大家明白人類不僅應該享受自由和權利，也必須履行責任何義務，最終實現自由與責任、權利與義務的平衡。
立足於東亞傳統和新加坡的特殊國情，新加坡確立的負責任的媒體自由的模式體現了“權利義務、平衡發展；自由雖貴，責任更重”這一價值觀。其具體內涵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媒體自由必須對事實負責任；就是要客觀事實得法報導事實真相。另一方面，媒體自由必須對社會負責任；就是強調新聞、言論自由必須注重新聞、言論的客觀效果，不能一味強調新聞、言論自由而妨礙乃至破壞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新加坡選民大多願意支持政府對媒體的強硬立場。調查顯示，幾乎沒有幾個選民認為新聞自由在他們認為緊要的事情中名列前茅，也沒有幾個人同意新聞界可以視為制衡機制的“第四權”。他們不認同西方社會流行的只有與政府對立的媒體才是值得信賴的觀念，更反對媒體可以刊登任何報導，即使不負責任而偏頗也無所謂的美國式邏輯。
五、民主目標，良好政府
李光耀指出：“雖然民主人權都是可貴的意念，但我們應該明白，真正的目標是好政府。”一個國家如果想在經濟上取得增長和進步，它需要的是穩定和一個誠實、有效、肯為人民謀福利的好政府。儘管西方輿論對新加坡的民主、自由狀況有所非議，但都不得不承認新加坡有一個廉潔有效、關愛人民的好政府；新加坡人最感自豪的，也是自己有一個好政府。
六、領袖賢明，政府強大
儒家人治思想強調君子執政。同樣，李光耀等新加坡政府領導人立足於亞洲國家的國情，提出了“有好領袖才會有好政府”的觀點。李光耀認為，新加坡最關鍵的發展因素，在於部長能力高強，並擁有一群素質高的公務員做後盾。要是過去不是由一些每年最優秀的大學生掌管政府，不問他們的政治思想、信條或哲學，都是道德好、頭腦好和有強烈信仰的，新加坡就不會成功。
七、以民為本，關注民生
新加坡政治的重要特色，就是在吸收西方民主思想的同時，發揚光大儒家民本理念，努力實行儒家民本政治。民本主義包括以下兩方面的內涵：其一，人民為政治之目的，也即民享（或者叫著“for the people”、“政以為民”、“為人民共同利益故乃有政治”等等）；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政治必須為人民服務，政府或統治者必須為人民服務。其二，人民為國家之主體，也即民有（或者叫著“of the people”、“政為民政”、“國為人民公共之國”等等）。也就是說，國家安危，君主榮辱，官吏貴賤，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都是人民，與人民作對的統治者遲早都會垮台。
在李光耀及其政府看來，影響人民生活的事務再小也是大事，也是“真正的政治”；無關人民生活的事務再大也是小事，也都是虛假的政治。新加坡施行的“居者有其屋”計畫和中央公積金制度的成功推行，確保了新加坡政治的穩定，使新加坡的社會經濟得以持續不斷地發展。這是李光耀所說的“真正的政治”的具體體現，也是儒家民本主義的當代實踐。
八、政府人民，互尊互信
新加坡政府與人民有這樣的默契：政府和人民之間要互相信任，首先是領導人要言而有信，對人民作出的各種許諾，一定要說到做到。另外，人民也要相信政府，堅信他們的領袖是以人民的利益為目的。只有達到這兩方面的信任，新加坡才能前途無量。
九、以法治權，法紀嚴明，井然有序
不僅要以法律治理普通民眾，而且也要以法律治理掌權者。這是法治的核心所在。好政府必須是廉潔的政府。要保持政府的廉潔，就必須防治腐敗。通過以法治權，使腐敗者受到嚴懲，使腐敗行為付出巨大成本，從而達到使人不敢貪的目的。新加坡設有直接隸屬於內閣總理的貪污調查局；法律對賄金的含義、範圍作了廣泛解釋；公務員一旦因貪污被開除公職，不僅喪失崗位津貼，而且歷年積累的相當於每月工資40％的公積金也將被沒收。這使公務員們非常怕被開除公職。
在新加坡，用權力制約權力是以法治權的根本保證；職權廣泛的反貪機構是以法治權的手段；立法嚴明、執法嚴厲是以法治權的實現途徑；嚴密的紀律和規範是以法治權的重要補充。法紀嚴明，井然有序，這是指建立嚴密的監控紀律和制度，簡化手續和中間環節，減少或杜絕公職人員貪污腐敗的機會，從而達到使人不能貪的目的。正是通過以法治權的措施，新加坡的廉政建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政府的廉潔程度歷年列於亞洲首位和世界前茅。
十、以德治國；忠孝仁愛，禮義廉恥
現代西方強調以法治國，儒家傳統注重以德治國。李光耀等新加坡政府領導人繼承、創新了儒家德治傳統，一方面，十分強調領導者必須養成君子品格，在道德實踐上身體力行；另一方面，李光耀等新加坡政府領導人也大力向民眾倡導儒家道德。新加坡以德治國的政治實踐，集中體現在儒家“八德”教育和“共同價值觀”的倡導上。
面對宗教功能的式微和社會劇變給東西方社會帶來的心靈危機，李光耀為了更好的繼承和創新儒家傳統道德，他將儒家道德歸結為最重要的八種美德或治國之綱，那就是：忠、孝、仁、愛、禮、義、廉、恥。
李光耀所說的“忠”，是指要忠於國家，有國民意識。具體包括歸屬感、國家利益第一和群體意識。李光耀說，“孝”就是要孝順長輩、尊老敬賢。他認為，家庭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是“鞏固國家、民族永存不敗的基礎”。李光耀說，“仁”與“愛”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善精神，關心他人。他號召新加坡人都來做“仁人君子”，做一個“有人情味的人”，避免像西方社會那樣用金錢來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禮”，現引申為一切習慣風俗所承認的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和準則。李光耀將禮區分為形式與誠意兩方面；認為禮尚往來能夠產生良性互動的關係；並指出了禮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強調禮貌的形成需要教養。“義”，李光耀認為，義就是信義，政府和人民之間、新加坡各族人民之間、每個人之間都要坦誠守信，不要欺詐和見利忘義。“廉”，具體地說，李光耀等新加坡政府領導人將清廉、廉正發展為新加坡的一種寶貴的政治文化。“恥”，李光耀說，恥就是知美識醜；並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美醜不分，對文明的行為不以為美，對醜惡的行為不以為醜，那么，這個國家距離垮台已為時不遠了。
十一、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機會平等，扶貧濟困
在新加坡，一方面，政府允許人們保有他們賺到的大部分薪酬，人民因此願意更努力的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也以資產增值得方法來重新分配經濟成果。新加坡將上述做法概括為“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扶貧濟困”的治國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是強調自由的原則，是一種鼓勵競爭、獎勵強者的舉措。因此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增強了國家的競爭力。“扶貧濟困”是強調正義的原則，是一種追求平等、保護弱者的方法。因此又照顧了那些能力較差的低收入者，避免了極端貧困現象的出現，從而保持惡劣國家的凝聚力。總的來說，沒有前者，社會就會缺乏競爭力，就不能快速發展；沒有後者，社會就會缺乏凝聚力，就不能保持穩定。
從一定意義上說，新加坡的成功之處，就是實現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理結合。新加坡利用資本主義的手段創造財富，運用社會主義的方法來分配財富。在發展生產力和積累財富方面，李光耀認為資本主義最有優勢，因為“私有制刺激著人們進行生產和投資，促進社會財富的積累”。在社會分配方面，李光耀又運用社會主義方法，提出的社會分配的原則是“機會平等，利益公正”，堅決通過國家權力來調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之提供日益增多的經濟贏利，然後通過各種稅收對贏利進行重新分配，實現公平和正義，消除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常出現的失業、貧困和貧富懸殊的弊病。
十二、高薪養賢，厚祿養廉
新加坡政府的廉潔舉世稱道。主要有以下措施：以薪養廉——使人不必貪。一是堅持讓大多數普通公務員的工資保持在社會的中上水平。二是給予內閣部長等高層公職人員較高的薪金。在美國，這樣的措施會引起公眾抗議，而新加坡政府則將它看成是吸納賢才和防止貪污的必要手段，用新加坡人自己的話說，就是“高薪養賢，厚祿養廉”。實踐證明，此制度有利於新加坡公共部門和內閣爭取和保留到好人才，並保證政府保持高程度的廉潔誠實和高水準的能力。
十三、重教尊學，克勤克儉
與西方準則截然不同，在東方，尊重教育是社會名流乃至各階層人士所特有的一種價值觀。為了在學校獲得優秀成績，他們可以付出任何犧牲。在新加坡，許多母親請假幫助子女準備年終考試。因此，在教學和科學研究上，亞洲學生一貫比西方同齡人出色。亞洲因此在21世紀具有一種競爭優勢。東亞人相信儲蓄和節儉是一種美德。新加坡的儲蓄率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46％，占世界首位。台灣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其數額大於任何國家。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東亞人認為，個人、家庭和政府都應該勤儉節約，在生活上量入為出。這要比西方人熱衷消費、“計時”付薪、負債度日好得多。東亞人認為勤勞是一種美德，這是東亞勝過歐洲的主要原因。
如今，面臨著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東西文化由衝突、排斥轉向相互參照和融匯已是必然趨勢。儘管東西方的文化理念、價值指向存在著差異，但作為人類文明，東西文化的優秀成果應該是人類共享的。傳統文化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但不能掩蓋傳統思維方式和思維定勢的局限。長期恪守這一傳統，是難以承接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西方文化衝擊。因此，正如此書封面中李光耀所說的：“我們必須做的，就是加強這些強調五倫——君臣有義、父子有情、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東方價值觀。但是我們也必須給予這些價值觀一種現代化的表達方式。”
印刷物是我們進入真理之國的通行證。我們的文明是我們前代多少世紀以來所累積而成的知識和先驗。假如我們能與學術前輩的思想接觸，那么，我們就可以享受這種累積的文明，粹煉我們的生存智慧。而唯一能夠這樣做的，並且可以使我們變為有教養的，就是書。
《亞洲價值觀：新加坡政治的詮釋》就是這樣一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