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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部門是自然壟斷產業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產業，也是國民經濟中戰略性、先導性和基礎性產業。1994年以來，我國電信部門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放鬆管制改革，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而且圍繞著改革方案及其績效始終爭議不斷，難有定論。那么，放鬆管制改革——競爭、產權和管制——究竟對我國電信部門績效產生怎樣的影響作用？不同的放鬆管制政策變化是否彼此影響？究竟放鬆管制改革對我國電信部門增長的貢獻有多大？我國電信部門放鬆管制改革的發展潛力和空間有多大？這些問題的回答關係到我國進一步深化電信體制改革的側重點。鄭世林編著的《中國電信部門放鬆管制改革績效研究》的研究也是基於對我國電信部門放鬆管制改革績效的評估展開的。第四章基於傳統產業組織的SCP分析範式，構建了擴展產業組織結構一行為一績效（$OR—C—P）分析範式。並且提出了放鬆管制改革與電信部門績效關係的研究假設。
第五章為驗證第四章假設，利用1998—2007年省際面板數據，運用雙向固定效應FE和：FE—IV模型首次考察了市場競爭、產權改革和管制政策對電信部門及其細分市場慣用產業績效代表性指標（包括電信服務價格、電話普及率和通話量，簡稱產業績效）的影響。
第六章利用我國省際動態面板數據（1994—2007年），基於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式，套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SYS—GMM）實證了競爭、產權和管制變化對電信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並估算了三個放鬆管制改革時期我國電信部門增長的來源。
主要的研究結論如下：（1）市場競爭不僅對產業績效，也對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的正面效應；（2）海外上市產權改革儘管難以改善產業績效，但是顯著提高了部門全要素生產率；（3）移動與固定業務間存在著顯著的替代競爭，但同一業務內競爭績效並不顯著；（4）儘管電信部門管制政策變化對產業績效具有顯著的正面效應，而且也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是其並不能對市場競爭和產權改革這兩個政策措施起到有效的配套補充作用；（5）放鬆管制改革力度越大，改革對電信部門增長的貢獻率就越大，進一步放鬆管制改革依然具有很大的促進電信部門增長的空間。
以上結論可以用來解釋當前我國電信部門的兩個發展困境：其一是競爭失衡之謎：由於電信部門的競爭主要表現為替代競爭，而同一分業內部競爭並不顯著，因此，拆分改革並沒有實現改革者的初衷。並且，這種移動對固定通信業務的替代將分業競爭下的電信部門推向了競爭失衡的邊緣。再者，在分拆改革後，管制作為配套政策也難以促進電信部門有效競爭格局的形成。其二是為電信部門近年來收入增速低於國民經濟增速提供改革因素的解釋：不僅在於自2003年以來我國放鬆管制改革上的止步不前，也在於電信部門的競爭失衡。最後，《中國電信部門放鬆管制改革績效研究》還對進一步深化我國電信部門體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