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研究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研究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繁榮,既是對中國古典史傳文學的繼承與發揚,也是對西方傳記文學的借鑑與模仿,同時,也為新時期傳記文學復興與昌盛起到了示範作用,並在我國傳記文學史上擔負起了轉型變革的歷史使命。它以先進的傳記文學理論和大量的優秀傳記作品構築了中國傳記文學史上的第二個高峰。我國有史以來,在傳記文學領域出現了3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以《史記》為代表的古典傳記。“前四史”以後便是長期的衰微和停滯,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國中國現代傳記的出現。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在西學東漸之後,受西方傳記文學和進化啟蒙思想影響頗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徹底反傳統的歷史背景下,它在文體和語言上進行了革新與演變,促成了中國古典傳記向現代傳記的轉型。五四時期思想解放帶來了知識分子個性的張揚,模仿西方傳記體式的自傳或回憶錄成了我國現代作家自我表現和言說的表達方式。中國現代傳記繁榮的最初形態就是大量自傳和回憶錄的出現。第三個高峰是我國改革開放之後的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帶來了傳記文學的蓬勃發展。因此,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在整箇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中起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橋樑作用。它不僅充分實現了傳記文學自身的紀念功能,也有力地發揮了傳記文學新民啟智、宣教激勵的輿論作用。

基本信息

內容摘要

鑒於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在我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該論文以比較分析和綜合評述的方法,分別從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形成的背景及其意義;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的新突破;中國現代傳記文學作品的新突破;中國現代傳記文學與西方傳記文學的交融及創新;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對古代史傳文學的繼承與創新;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現代性六個方面進行了較細緻的研究和論述,以期通過對我國現代傳記文學的研究,更好地建構和提升新世紀我國傳記文學的理論與寫作。

作者簡介

李健,山東濰坊人,復旦大學博士後,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員。解放軍報社記者。

1987年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1998年出版散文集《漫漫尋你》;2004年出版長篇小說《天路》;2007年7月,取得蘭州大學文學博士學位;2008年出版《中國新時期傳記文學研究》;2008年2月至2010年3月在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工作。

目錄


內容摘要
第一章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形成的背景及其意義
第一節 人物傳記成為傳播新思想的載體
第二節 傳記文學與大工業帶來的西方文明
1.清朝傳記文學的發展狀況
2.人物傳記與提高國民程度
第三節 傳記文學宣教啟蒙與人生的藝術化
1.營構人心,啟蒙新民
2.文學近代化運動與新傳記的誕生
第四節 傳媒與傳記文體的演變
1.文體變易與社會文化
2.文學變革對傳記文體的影響
3.傳記文體由文言文向白話文演變
第二章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的新突破
第一節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產生的歷史及文化背景
1.傳記文學與改造國民性
2.打倒孔家店
3啟蒙思潮與“自我意識”的確立
4.人性解放與自我書寫
第二節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的形成及發展
1.對古代傳記理論的繼承
2.對西方傳記文學理論的借鑑
3.現代傳記文學理論的形成
第三節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理論的新突破
1.傳記文學由文言文向白話文轉型
2.傳記文學的文體演變及其意義
第三章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作品的新突破
第一節 現代傳記文學的轉型及其意義
1.以情動人,呼喚人性
2.以古人為楷模,愛國奉獻
3.真實記錄,反映時代
4.以史為鑑,寓教於傳
5.自我剖析,揭示內心
6.親歷實錄,見證歷史
第二節 現代傳記文學的審美訴求
1.真實的美學追求
2.人性的復甦與個性的張揚
3.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
第三節 現代傳記文學中的極度“個人化”與“集體化”
1.“個人化”與傳主的立體多元
2.“集體化”與傳主形象的“高大全”
3.女性傳記中的“個人化”與“集體化”
第四章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與西方傳記文學的交融及創新
第一節 基督教對現代傳記文學的影響
1.拯救與個性的張揚
2.原罪與懺悔
3.平等與博愛
第二節 英雄主義精神與中國現代傳記文學
1.英雄崇拜
2.信念與犧牲
3.英雄與傳記
第三節 西學東漸與中國現代傳記文學轉型
1.由神性到人性
2.史學與文學的結合
3.精神的自由與審美
第五章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對古代史傳文學的繼承與創新
第一節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對古代史傳文學的繼承
1.秉筆實錄
2.文其人,如其人
3.以文運事
4.筆鋒常帶感情
第二節 中國古代傳記文學與“改造國民性”
1.以古人為楷模
2.人生藝術化
3.愛國與英雄主義
第三節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與中國古代史傳文學之比較
1.古代史傳文學催生了小說與小說引領現代傳記文學
2.古代史傳文體與現代傳記文體
3.古代史傳心理描寫與現代自傳中的“懺悔”心理
第六章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現代性
第一節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中的傳主解釋
1.解釋與重演
2.解釋與移情
3.解釋與精神分析
第二節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與現代思潮
1.科學主義思潮與現代傳記文學
2.浪漫主義思潮與現代傳記
3.寫實主義思潮與現代傳記
第三節 中國現代傳記文學中的“審美現代性”
1.審美啟蒙
2.信念與崇高
3.情者文之經
參考文獻
後記

陳思和教授為本書所作的序

現代傳記文學的開創者朱東潤先生,曾在他的第一部傳記著作《張居正大傳》的序言裡,充滿激情地說道:“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盪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了,漢魏別傳的時代過去了,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了,宋代以後年譜的時代過去了,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朱熹《張魏公行狀》,黃《朱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了。橫在我們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我們對於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了解,要欣賞;但是我們決不承認有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像的謬論。”1朱先生雖然是一位研究古代文學的學者,他對於現代傳記文學的認識卻是體現了“五四”時代的大無畏精神,他大聲疾呼要割斷古人對今人的支配權,提倡要學習西方三百年現代傳記文學的新形式和新傳統,那就是:“有來歷、有證據、不忌繁瑣、不事頌揚”。這十四個字,也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傳記寫作的基礎,它將學者治學的謹嚴態度與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熔鑄於一爐,將史學的科學態度與文學的文采藝術融匯起來,構築起現代傳記文學的總體要求。

中國現代傳記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同步發展起來的,兩者仍然有不同的側重面。現代文學強調個性的解放和自我的發現,強調文學有獨立的審美價值;現代傳記在這一點上並無二致,但是傳記有自身的特點和要求,首先就是要求把人物傳記建立在史傳的基礎之上,傳主不僅必須在中國歷史上是確實存在,而且是有據可查的。這就是“有來歷”,並非是向壁虛構,憑空捏造的人物,也不是什麼神仙列傳里的人物。其次是“有證據”,也就是強調了史傳結合,傳記人物的行狀不能任意編造,必須有證有據,這是傳記與一般文學創作的最根本的區別,傳記文學是不允許編造情節的。其三,為“不忌繁瑣”,這是朱先生針對剛剛起步的中國現代傳記文學所提出的一項自我限制。傳記有各種寫法,有繁瑣的史料長編式的傳記,也有簡約、活潑、有見解的傳記。如鮑斯韋爾的《詹森傳》,就是一部體現了作者與傳主親密無間的生活關係,以致在傳記中揭示出大量不為外人所知的生活細節;再如斯特拉奇的《維多利亞女王傳》,作者去繁就簡,探賾鉤玄,在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寫出一本寓意厚重的傳記;再有,如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完全著眼於傳主的精神世界,寫出了一部藝術領域的英雄傳記。這些作品都是世界傳記文學領域的標桿性著作,但是在朱先生生活的1940年代,他根據中國的學術傳統與文學實踐兩方面的情況綜合考察,覺得這些世界性的標桿之作無法在中國的傳記文學領域給以提倡,因為中國的學術傳統本身缺乏謹嚴的治學態度,虛浮的、誇飾的、追求表面華麗的學風一直彌散在學術領域,對於學術缺少敬業的誠實的態度,現代傳記如果允許走虛浮道路,必然會導致那些違反科學精神的文過飾非的作品,或者缺乏學術考據的有聞必錄式的作品,——如朱先生所批評的:“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怪胎到處泛濫。事實證明,朱先生是有卓越遠見的,他提出“不忌繁瑣”就是為了強化“有來歷”、“有證據”,強化史傳合一的傳記本質的特點。其四,所謂“不事頌揚”,也是針對中國“國情”的一條自我限制。由於中國文化傳統一向缺少宗教因素,人生享樂都在現世里完成,因此“不朽”的念頭常常會支配人生理想:凡人有了一點權、有了一點錢,就想著要養生、想著要成仙、想著要不朽,退而求其次的行為,就是作傳,於是,權力與金錢的滲透下的傳記寫作很難抵擋“阿諛頌揚”的陋習,過去是為帝王將相列傳,現代傳記還難免為富豪闊佬列傳,為企業集團列傳,甚至為一些社會上的騙子、暴發戶、裝神弄鬼者、邪教教主去做宣傳,而“不事頌揚”則是現代傳記要在社會歪風邪氣包圍之中保持清流和獨立精神的基本態度。

很顯然,結合今天現實社會的種種奇怪現象來看,朱先生為現代傳記文學所概括的四個特點,可以說是現代傳記文學賴以健康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原則。至於傳記究竟應該屬於文學範疇還是歷史範疇,資料的使用應該繁瑣還是簡約,傳記的文筆應該華麗還是樸素,都不是最重要的、必須遵守的原則和方法。現代傳記不是從古代傳記文學自然而然發展過來的,而是斷裂了古今演變,面對了三百年的西方現代傳記文學的新形勢和新傳統,從中國的現實環境出發,從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發揚的目標出發,逐漸在寫作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具有活力的文學種類,然而,有來歷、有證據、不忌繁瑣、不事頌揚的四條基本原則,歸結起來就是一條:那就是現代傳記不是為統治階級、剝削階級樹碑立傳、歌功頌德的工具,而是建立在嚴肅的科學的認識論上的一門研究人物與時代關係的寫作樣式,而反對怪力亂神、反對隨意編造、反對弄虛作假、反對歌功頌德,則是現代傳記文學的四大寫作原則,這四大原則既有同一性,又有著各自不同的側重面。這些原則,到今天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

現代傳記文學是中國晚清以來,尤其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現代文學長河中的一個分支,它與現代文學的主流基本上採取了同一的流向。在現代文學的創作里,有一種自傳體的散文,如胡適的《四十自傳》、魯迅的《朝花夕拾》、沈從文的《從文自傳》、巴金的《憶》、郁達夫的自傳體散文以及郭沫若的《少年時代》、《學生時代》、《革命春秋》、《洪波曲》等多卷本自傳體作品,都構成了波瀾壯闊的現代傳記文學的最初階段的主體。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從西方傳記文學發展來說,當然不乏有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歌德的《詩與真》、盧梭的《懺悔錄》這樣的自傳作品,但是更為主流的則是為歷史名人、宗教使者、帝王聖賢、社會名流等作傳,兩者的比重並不一樣。但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初期階段,雖然也有一些作者嘗試著寫傳記,如梁啓超為始作俑者,但是真正成功的傳記文學作品並不多見。相反,自傳作品則有泛濫之勢,“五四”以來幾乎重要的作家都寫過自己的自傳。追究起來,這也許與“五四”提倡的“自我的發現”有密切關係,在社會科學、生理醫學、心理學的領域處於一片空白的時代,自傳是人們用自己的肉身經驗和社會經驗來作活體解剖,從自我經驗中證明某些新的科學原理的正確性,這多少有些悲壯,同時也證明了中國傳統中的自敘傳的因素仍然對現代傳記存在著影響。

日本學者川合康三所著的《中國的自傳文學》一書中敏銳地發現,中國的現代自傳雖然是在西歐自傳的影響下產生的,但與西歐自傳相異的中國自傳獨特的性格,也同時與生俱來。他認為中國的自傳中,一般缺少懺悔、告白那樣自我批判的性質。以郭沫若的自傳作品為例,“不僅與西歐自傳的兩大類型劃清了界限,而且不期而然地揭示了西歐罕見而中國獨具的自傳的鮮明特色:‘這樣的社會生出了這樣的一個人’,或者‘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就是說,社會是個人的背景,個人存在於社會之中——這種緊密結合社會、時代來描述個人的方式,正是與缺乏自我省察精神互為表里的中國式自傳的重要特徵。”2川合康三把中國的現代自傳的特點界定為對於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描述,這大致無誤,把這些特點與朱東潤先生為現代傳記所規定的四條原則結合起來看,基本上也可以看出現代傳記與自傳之間的內在的一致性來。

真正把現代傳記文學作為一門學科、一門文類來研究和寫作,應該是從朱東潤先生開始的。朱先生從理論探索到寫作實踐對現代傳記作了全面的推動,並且在1980年代初還經教育部批准,一度正式建立了現代傳記文學的二級學科和碩士、博士生的學位授予點。現代傳記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和文類,正是在朱先生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經世濟國的熱情和實踐中逐步發展起來,走向成熟的。因此說,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歷史並不長,還在發展之中,何況,它的發展過程中與整個現代文學史一樣,都曾經遭到政治、社會、經濟等各種風浪所及,難免還有曲折低回的經歷,這一切經驗和教訓都是亟需我們來研究和總結的。十八年前,朱先生的高足李祥年的《傳記文學概論》出版時,陳允吉先生曾作序說:“從最近十多年的情況來看,人物傳記創作可以說在國內出現了較好勢頭,使過去那種傳記創作無人問津、作品寥寥無幾的狀況為之一變。外國傳記的翻譯與古代文獻的注釋整理也不斷有新的成果產生。唯一顯得薄弱的是傳記文學的理論研究,這個屬於傳記文學總體工程上層架構的部分,現在仍不免給人一種荒疏闃寂之感,如不努力改變這種偏畸,勢必會嚴重地影響到本門學科的健全拓展。”3陳允吉先生這裡所說的“最近十多年”應該是指“文革”結束以後的十多年時間,這一晃又有近二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加起來就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在這期間,傳記文學的研究和實踐自然是有了很多變化,但傳記文學理論上的拓展是否有相應的進步,仍然值得我們去關注。

應該說,《解放軍報》的資深記者李健是這十幾年傳記文學領域湧現出來的十分出色的新人。她在長期從事新聞工作的實踐中,已經摸索出一條結合了報導、特寫、文學等綜合經驗的寫作方式,在採訪和報導當代軍人風采領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十分引人注目。不僅如此,她還以傳記文學為研究對象,先後進入高校進行深造與進修,先後攻讀了以傳記文學為目標的研究生學位和從事博士後流動站的工作。她在蘭州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新時期傳記文學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學術觀點,對於當代傳記文學的實踐狀況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獲得學位以後,她又進入復旦大學中文博士後流動站工作,研究報告是《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研究》,並且獲得了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會第46批的基金資助。

在這份研究報告裡,李健沒有孤立地研究現代傳記文學,而是把它放在古代傳記文學寫作的傳統流變之中,放在西方傳記文學的翻譯和理論影響之下,綜合地考察傳記文學如何從古代史傳向現代傳記文學轉型的過程,她思路開闊,縱橫捭闔,偏重於理論形態的探討,對於現代傳記創作和理論都有比較豐富的閱讀和研究。應該說,是填補了這一領域“荒疏闃寂”的狀況。李健的研究屬於這一領域初期的拓荒,未免也有失之籠統的地方,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嘗試,我以為她的努力是可貴的,有系統並且有成效的。時間過得真快,兩年的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很快就過去了,李健的這份工作報告也將正式出版,還記得她剛來報到的時候,一身戎裝,英姿颯爽,在沉悶的學院氣氛中,使人眼睛為之一亮。我到今天還清楚地保留了這個記憶。記憶是美好的,它將伴隨著我的祝福,關注著李健在未來的研究和實踐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績。

2010年10月4日於魚焦了齋

(陳思和: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主任,兼任上海作協副主席、《上海文學》主編,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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