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叢書名: 南強史學叢書
精裝:382頁
開本:32開
ISBN:7806652981
條形碼:9787806652985
內容簡介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一書是我十餘年來探索唐宋江南經濟發展規律和特點的一個總結，其中約百分之六十的文字已發表。現在趁這本書出版的機會說一下本課題的研究過程。
大約在七十年代末，我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教學中發現自己對明中葉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前提”還缺乏深入的了解，就萌發了研究一下唐宋商品經濟的願望，看看資本主義萌芽是怎樣從古代的商品貨幣經濟中開始的。我做的第一個課題是《唐代商人和商業資本的若干問題》，發表在《廈門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研究結果表明唐代商業資本的積累顯然還不可能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前提”，其原因可能是商品經濟的水平還未達到足以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程度，為了說明這一點，我開始商品經濟的歷史考察，寫成《五代十國商品經濟的初步考察》一文。並且由此人手，展開地區經濟研究，試圖發現傳統農業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的較為具體的過程，故有《唐五代太湖地區經濟試探》、《關於唐五代太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問題再認識》、《五代時期長江流域及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試論唐五代長江中游經濟發展的新動向》以及有關福建經濟發展的三篇論文(其中兩篇與魏洪沼同志合作完成)。以上對太湖地區、長江中游(兩湖、江西)、福建的區域經濟研究結果，使我對商品經濟的發展的具體過程有了新的認識，特別是對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發展中生產各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互為市場的關係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反觀過去，自感淺薄。
正在這個時候，我也涉足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討論。自從張家駒先生《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一書出版(1957年)以後，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問題引起史學界的注意，討論漸次展開，不少學者就這個問題發表或簡或詳的意見(參閱《爭鳴》(南昌)1990年第6期盧星、倪根金的“綜述”)。因為我已做過江南三個地區的初步研究，比較容易捲入這場討論。1988年，我和陳衍德同志合作寫成了反映我們觀點的《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若干問題》這篇長文，摘要刊登在《光明日報》1988年6月15日“史學”版上，全文承陳文華兄之垂愛發表在《農業考古》1991年第3期。這篇文章對南移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探討，比如開發地區與經濟重心地區的區別；南移的標準；南移完成時間；經濟重心南移與政治中心分離以及對南方地主集團的依仗等等。總之，不再簡單地描述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諸方面表現了。
在這個基礎上，我申請到1990--1993年國家教委第二批博士點基金課題《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綜合研究》。這個課題如何做?由於不願重複描述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表現和已提出的問題，我決心從技術進步人手，深入研究南方經濟發展的內在原因。我曾在荷蘭萊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等歐洲高校作過學術訪問，結識多位漢學家，我對他們運用技術史成果研究中國經濟的成就表示驚嘆。在考察歐洲工業革命歷史過程中，也對歐洲技術史的作用有所認識。
我以為中國學者對社會變革的分析偏重從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角度而疏於從生產力史角度去分析。原因是中國歷史學者的自然科學素養較為不足，而自然科學史研究與社會經濟史研究又尚未很好結合。從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角度說，偏重生產關係已屆從內因出發而不是從外因出發；但是從生產本身來說，生產力是內因，生產關係則是外因。就是說人的生產經驗的積累、科學技術發明才是生產發展、經濟進步的真正動力，什麼樣的生產關係只是這種發展的外部條件。
基於這種認識，我開始從技術進步角度，寫成唐、宋航運業，唐、宋農田水利與農業以及冶金與製造業等三個領域五篇論文，力圖從另一角度闡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現有的技術史研究成果給予我很大幫助，我在綜合現有成果時也作了某些探討。這樣，我對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問題的看法比以前有所加深。但是，縱觀全書，無論經濟進程或者技術進步的研究仍感不夠全面深入，拋磚引玉而已，希望專家們多加指正。
因為我長期擔任學校行政領導工作，諸事叢集，以致這個課題延至今年始告完成。承蒙嶽麓書社社長夏劍欽同志的垂愛，立刻批准出版本書；嶽麓書社的管巧靈同志則是直接提議出版本書者。謹此一併致謝。
廈門大學歷史所的陳衍德、魏洪沼同志是本書四篇論文的合作者；美術系李文絢副教授為本書繪製了兩幅插圖；陳明光、施偉青、韓昇諸同志以及研究生劉艷傑，熱情關心支持本書的寫作或提供資料、信息，在此也表示感謝。總之，一部書稿的出版，往往是集體智慧、勞動的結晶，斯言不虛也。
本書獲國家教委博士點基金資助。
編輯推薦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一書是我十餘年來探索唐宋江南經濟發展規律和特點的一個總結，其中約百分之六十的文字已發表。現在趁這本書出版的機會說一下本課題的研究過程。
大約在七十年代末，我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教學中發現自己對明中葉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前提”還缺乏深入的了解，就萌發了研究一下唐宋商品經濟的願望，看看資本主義萌芽是怎樣從古代的商品貨幣經濟中開始的。我做的第一個課題是《唐代商人和商業資本的若干問題》，發表在《廈門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研究結果表明唐代商業資本的積累顯然還不可能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前提”，其原因可能是商品經濟的水平還未達到足以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程度，為了說明這一點，我開始商品經濟的歷史考察，寫成《五代十國商品經濟的初步考察》一文。並且由此人手，展開地區經濟研究，試圖發現傳統農業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的較為具體的過程，故有《唐五代太湖地區經濟試探》、《關於唐五代太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問題再認識》、《五代時期長江流域及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試論唐五代長江中游經濟發展的新動向》以及有關福建經濟發展的三篇論文(其中兩篇與魏洪沼同志合作完成)。以上對太湖地區、長江中游(兩湖、江西)、福建的區域經濟研究結果，使我對商品經濟的發展的具體過程有了新的認識，特別是對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發展中生產各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互為市場的關係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反觀過去，自感淺薄。
正在這個時候，我也涉足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討論。自從張家駒先生《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一書出版(1957年)以後，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問題引起史學界的注意，討論漸次展開，不少學者就這個問題發表或簡或詳的意見(參閱《爭鳴》(南昌)1990年第6期盧星、倪根金的“綜述”)。因為我已做過江南三個地區的初步研究，比較容易捲入這場討論。1988年，我和陳衍德同志合作寫成了反映我們觀點的《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若干問題》這篇長文，摘要刊登在《光明日報》1988年6月15日“史學”版上，全文承陳文華兄之垂愛發表在《農業考古》1991年第3期。這篇文章對南移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探討，比如開發地區與經濟重心地區的區別；南移的標準；南移完成時間；經濟重心南移與政治中心分離以及對南方地主集團的依仗等等。總之，不再簡單地描述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諸方面表現了。
在這個基礎上，我申請到1990--1993年國家教委第二批博士點基金課題《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綜合研究》。這個課題如何做?由於不願重複描述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表現和已提出的問題，我決心從技術進步人手，深入研究南方經濟發展的內在原因。我曾在荷蘭萊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等歐洲高校作過學術訪問，結識多位漢學家，我對他們運用技術史成果研究中國經濟的成就表示驚嘆。在考察歐洲工業革命歷史過程中，也對歐洲技術史的作用有所認識。
我以為中國學者對社會變革的分析偏重從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角度而疏於從生產力史角度去分析。原因是中國歷史學者的自然科學素養較為不足，而自然科學史研究與社會經濟史研究又尚未很好結合。從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角度說，偏重生產關係已屆從內因出發而不是從外因出發；但是從生產本身來說，生產力是內因，生產關係則是外因。就是說人的生產經驗的積累、科學技術發明才是生產發展、經濟進步的真正動力，什麼樣的生產關係只是這種發展的外部條件。
基於這種認識，我開始從技術進步角度，寫成唐、宋航運業，唐、宋農田水利與農業以及冶金與製造業等三個領域五篇論文，力圖從另一角度闡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現有的技術史研究成果給予我很大幫助，我在綜合現有成果時也作了某些探討。這樣，我對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問題的看法比以前有所加深。但是，縱觀全書，無論經濟進程或者技術進步的研究仍感不夠全面深入，拋磚引玉而已，希望專家們多加指正。
因為我長期擔任學校行政領導工作，諸事叢集，以致這個課題延至今年始告完成。承蒙嶽麓書社社長夏劍欽同志的垂愛，立刻批准出版本書；嶽麓書社的管巧靈同志則是直接提議出版本書者。謹此一併致謝。
廈門大學歷史所的陳衍德、魏洪沼同志是本書四篇論文的合作者；美術系李文絢副教授為本書繪製了兩幅插圖；陳明光、施偉青、韓昇諸同志以及研究生劉艷傑，熱情關心支持本書的寫作或提供資料、信息，在此也表示感謝。總之，一部書稿的出版，往往是集體智慧、勞動的結晶，斯言不虛也。
本書獲國家教委博士點基金資助。
作者簡介
鄭學檬，1937年9月生於浙江省天台縣，1960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現任該校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代表作有：《五代十國史研究》（1991年）、（中國賦役制度史》（主編，1994年出版，2000年重版）、《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1994年出版，2000年重版）、《中國企業史》（古代卷）（主編，2002年）等。榮獲一、二屆全國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二等獎等獎勵。
目錄
第一章 總論
一、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若干問題探討
二、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負面影響
三、唐宋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
四、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技術進步：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動力之一
一、技術進步和唐代江南的水利、農業
二、技術進步和宋代江南的水利、農業
三、技術進步和唐五代航運業的發展
四、技術進步和宋代航運業的發展
五、技術進步和唐宋冶金、製造業的成就與局限
第三章 制度變遷：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動力之二
一、關於國家界定產權問題
二、關於租金最大化問題
三、“統治者的權力擴散”和經濟重心南移的關係
第四章 唐宋江南經濟研究
一、唐五代太湖地區經濟試探
二、關於唐五代太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再認識
三、五代時期長江流域及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
四、唐五代長江中游經濟發展的新動向
五、宋代福建山區經濟的發展
六、宋代福建沿海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
七、五代十國商品經濟的初步考察
八、五代兩宋閩贛的商品交流
九、宋代福建沿海對外貿易的發展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影響
十、福建歷史上經濟發展的若干問題
後記
再版後記
中國古代經濟的發展
1、封建盛世局面(1)文景之治：西漢初期，很注意吸取秦亡教訓，再加上漢初經濟困窘等因素，使漢初文帝、景帝能夠從穩定統治秩序大局和恢復社會經濟的現實需要出發，推行休養生息政策，並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出現了“文景之治”第一個盛世局面，為漢武帝時期的強盛奠定了基礎。
(2)光武中興：東漢光武帝在位期間，注意調整統治政策，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採取重用文臣、擴大尚書台、裁併官衙、削減官吏等措施，使全國出現了較為安定的“光武中興”局面。
(3)貞觀之治：唐太宗繼位後吸取隋亡教訓，正確認識君民關係，善於招賢納諫，調整統治政策，從而使其在位時社會穩定，政治較清明，經濟恢復發展較快，國力逐步增強，百姓生活有所改善，史稱“貞觀之治”。
(4)開元盛世：在唐太宗治理國家的基礎上，經過武則天的推進，到唐玄宗開元年間，政治安定，社會經濟繼續發展，中國封建社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稱“開元盛世”。
(5)康乾盛世：清朝前期，中國封建制度雖已走向衰落，但在康熙、乾隆帝統治時期，也採取過一些恢復經濟、緩和矛盾的政策，同時，在反擊外侵、平定國內少數民族叛亂的鬥爭基礎上，加強了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管理，一度形成“康乾盛世”的局面。從中國歷史發展的縱向來看，“康乾盛世”的發展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值得肯定。從世界橫向發展來看，資本主義已成為歷史發展的主流，英、法、美等國確立了資產階級專政，工業文明逐漸取代農業文明，近代的自然科學蓬勃發展。因此，“康乾盛世”與世界潮流相比不宜誇大。
2、古代農民戰爭
(1)秦末農民戰爭(公元前209一公元前206)：陳勝、吳廣起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具有突發性和首創精神。
(2)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184年)：張角、張寶、張梁三兄弟起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計畫、有組織、有準備，並利用宗教號召和發動的農民起義。
(3)隋末農民起義(611—618年)：形成幾個強大的集團，最主要的是翟讓、李密領導的瓦崗軍起義。
(4)唐末農民戰爭(875—884年)：領導人先後有王仙芝、黃巢;特點是避實擊虛、流動作戰，轉戰大半箇中國;失敗的原因和教訓是沒有乘勝追殲唐朝軍隊，致使地主階級捲土重來。
(5)元末農民戰爭(1351—1368年)：領導人有劉福通、徐壽輝、郭子興、朱元璋等;朱元璋後來蛻化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這次農民戰爭帶有很濃的民族戰爭色彩，具有反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兩重性。
(6)明末農民戰爭(1628—1644年)：領導人先後有高迎樣、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軍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觸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賦稅制;標誌著農民戰爭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3、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改革
(1)春秋時期的稅制改革
齊國管仲改革：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的兼併戰爭，連綿不斷。齊桓公為成就霸業，任用管仲為相，改革經濟(其中的“相地而衰征”，根據土地多少和田質好壞徵收賦稅，實質上承認了土地私有)、政治、軍事，使齊國的經濟、軍事勢力迅速壯大起來，國勢增強，首先確定了霸主地位。
魯國“初稅畝”：開始實行按畝收稅。
(2)戰國時期的變法運動
目的：建立地主階級統治，富國強兵。
性質：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改革。
概況：魏國李悝變法、楚國吳起變法、秦國商鞅變法。
秦國商鞅變法最為著名。經過商鞅變法(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採取一系列措施)，秦國確立了封建制度，促進了封建經濟的迅速發展，使秦國成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為後來秦朝的統一奠定了基礎。這是劃時代的政治變革。
意義：推動中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
(3)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魏統一黃河流域後，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影響，出現了民族大融合的趨勢。孝文帝順應了民族融合的客觀規律，接受漢族地主的建議，頂住來自本民族貴族的各種阻力，進行了改革，其中心在於促其鮮卑族的封建化(漢化)。這次改革加速了北方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為北周統一北方和以後隋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4)北宋中期的改革
北宋初年統治大力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有利有弊，至北宋統治中期，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危機。為了克服危機，鞏固封建統治，北宋進行變法與改革。
慶曆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時政，史稱慶曆新政。這是一次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局部改革，但遭保守派官僚阻撓而失敗。
王安石變法：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主持變法。這是一次以富國強兵為目的，針對北宋積貧積弱危機，以整軍理財為核心內容的變法。曾獲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變法從根本上維護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無法從根本上緩和階級矛盾，同時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強烈反對，變法中又出現用人不當、危害百姓的現象，最終變法失敗。
(5)明朝張居正改革：明朝中期，政治腐敗，階級矛盾急劇激化，為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張居正進行了改革，一條鞭法是其重要內容，雖然最終被廢除，但保留下來的白銀徵稅的方法，有利於農業商品化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增長。
二、重點問題
1、全面認識封建盛世局面
(1)內涵：所謂治世或盛世，是相對來說，一般指社會秩序比較安定，政治比較清明，經濟比較繁榮，階級矛盾相對緩和，民族團結的封建統治時期，一般出現在朝代初期。這些治世或盛世，絕不是農民的理想社會，農民仍然遭受嚴重剝削，生活艱難。
(2)類型：①在長期戰亂或分裂之後，社會經濟凋敝，急需安定秩序，休養生息，新王朝的統治者順應這一形勢，採取加強中央集權和恢復社會經濟的措施，因而出現了盛世景象，如文景之治、光武中興、貞觀之治等;②在長期休養生息、社會經濟穩步發展的基礎上出現的盛世景象，如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③在社會出現嚴重危機之後，經過改革、調整政策出現了所謂的“中興”，但“中興”並未解決社會的根本矛盾，所謂“中興”也只能是暫時的。
(3)形成原因：①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②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迫使後繼統治者吸取前代滅亡的教訓，調整統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時期內使封建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是根本原因。③統治者良好的個人政治素質，以及雄才大略等，如善於用人和納諫，居安思危，勵精圖治，革新制度，採取開明的民族政策和對外政策，加強中央集權和發展社會經濟。④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他們才是盛世局面的直接創造者⑤科技新成果的套用等。
(4)綜合認識：
①作為盛世景象下的勞動人民相對於其他時期而言，生活狀況有所改善，封建剝削有所減輕，並在一定程度上過著祥和、安定的生活。但他們受封建地主剝削和壓迫的階級地位沒有絲毫改變。
②作為盛世景象下的封建統治階級，其驕奢淫逸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斂，但其階級本質並沒有改變。真正享受繁盛成果的仍然是以皇帝為首的封建統治階級，而非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廣大勞動人民。
③由於封建制度自身難以克服的矛盾，盛世的背後潛伏著危機，盛極而衰是必然的。a.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不可能從根本上調和;b.封建經濟分散性容易形成地方割據勢力;c.封建土地私有制必然加劇土地兼併;d.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極易滋生腐敗、暴政等。
④啟示：a.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b.對生產關係的合理調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c.人才和制度是社會發展的條件和保證;d.執政黨必須加強自身廉政建設，居安思危;e.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並舉等。
2、古代治亂興衰的一般規律
(1)每個朝代前期強盛的一般原因：①前期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部分地調整了生產關係，在不同程度上使封建社會關係適應生產力發展;②王朝初期，社會經濟殘破，統治者懾於農民戰爭的威力，採取加強中央集權，發展社會經濟的措施;③初期統治者較有作為，善於用人納諫，居安思危，勵精圖治;④採取較開明的民族政策和對外政策，民族關係較融洽，中外交流較頻繁;⑤勞動人民積極參與生產活動，為強盛局面奠定了物質基礎等。
(2)封建王朝後期衰敗的一般原因：①封建經濟的發展使地主階級力量增強，土地兼併嚴重，對農民的剝削加重，階級矛盾激化;②統治者進取心減退，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尖銳;③皇帝腐敗，不理朝政，地方割據勢力發展，中央集權削弱。
(3)綜合認識：中國古代國家治亂主要取決於統治階級的治國方針、制度，同時也和最高統治者的素質與能力密切相關。大致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①統治階級是否認識到人民的力量，從而減輕剝削壓迫，緩和階級矛盾。②是否重視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生產的發展，包括生產關係和經濟政策的調整等，是否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要。③是否能重用人才，整頓吏治，保持政治清明和社會穩定。④是否實行了合理的民族政策。⑤是否採取了開明的對外政策，以促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3、全面認識古代農民戰爭
(1)原因：①嚴重的土地兼併，使階級矛盾迅速激化。②苛捐雜稅繁重，致使農民難以維持生存，農民只有奮起反抗。③統治殘暴，主要表現在兵役徭役繁重，法律嚴酷，人民不僅不能安定生產，連生活隨時都處在危險之中，只有鋌而走險，奮起鬥爭。④政治腐敗，官吏貪污成風，人民遭到超經濟的壓榨、掠奪，不反抗就沒有生路。⑤嚴重的自然災害往往使農民起義來勢迅猛。其中，暴政、土地兼併、自然災害是導致大規模農民戰爭的三大因素。
認識：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是封建社會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產物，是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直接原因大多是自然災害。其具體表現是：封建暴政、土地兼併、天災人禍。
(2)特點：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戰爭具有較高的反封建鬥爭水平。如鬥爭目標明確，建立農民政權，推翻或瓦解了腐朽的舊王朝，促使新王朝的統治者調整統治政策。
(3)結局及根源：
三種結局：①被封建地主階級鎮壓;②成為統治階級中不同集團權力調整或改朝換代的工具;③農民起義領袖蛻變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如劉邦、朱元璋就是典型。
根源：農民階級作為自然經濟下的小生產者，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不可能創造出新的經濟來取代封建經濟，所以單純的農民戰爭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務。
(4)影響：除個別特殊情況外，農民戰爭對歷史發展一般起著推動作用通常表現在：①推翻腐朽、反動的王朝，為歷史發展掃除障礙;②沉重打擊封建反動勢力，促使後來的統治者調整統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剝削與壓迫，從而促進生產力發展;③摧毀和掃蕩統治集團特別腐朽反動的勢力(如唐末農民戰爭就進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勢力，嚴重削弱了唐王朝的勢力，使之名存實亡);④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和調整不合理的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發展(如明末農民戰爭使得一些明藩王土地轉到農民手中，清初統治者康熙實行“更名田”的政策，就是被迫承認農民戰爭對生產關係局部調整的結果)。
農民戰爭的歷史進步性和局限性：在階級社會中，階級鬥爭時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每當一個皇朝政治腐敗，經濟發生危機，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候，就會發生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而在農民起義推翻舊王朝後建立的新王朝，其統治者往往恐懼於農民戰爭的巨大威力，吸取前代滅亡的教訓，調整統治政策，即局部調整生產關係，從而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這是農民戰爭對歷史推動作用之所在。但農民戰爭推動歷史發展的作用是有限的，農民階級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他們可以打擊統治階級，實現改朝換代，但最終不能推翻這個制度。而且農民起義往往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
4、對古代重大變法與改革的綜合認識
改革貫穿於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始終。儘管不同時期、不同朝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不同，具體改革的內容、目的、手段各異，但有一個共同點是顯而易見的，即改革都不是固守已不適應新的政治、經濟形勢的舊法制、舊體制或舊政策。
(1)改革的原因：①舊的生產關係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②為了達到某一政治目的，實現富國強兵;③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或社會發展趨勢;④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後，為吸收漢族的先進制度和文化，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進程;⑤統治階級面臨嚴重的統治危機，為抑制土地兼併，緩和階級矛盾，增加財政收入。
按照原因和性質的不同古代改革可分為四類：①奴隸社會內部富國強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②促進舊社會形態向新社會形態轉化的改革(地主階級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變法;③封建社會內部調整統治政策的改革，如王安石變法。④少數民族學習漢族先進的文化和制度的改革(具有封建化性質)，如北魏孝文帝改革。
(2)改革的主要內容：①調整生產關係，改革土地制度和賦役制度;②採取措施恢復發展經濟;③整頓政治，懲處貪官污吏;④改革軍制，嚴肅軍紀;⑤開源節流，增加財政收入;⑥吸收先進民族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等。
(3)封建改革的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建立封建的統治基礎;克服封建統治危機;實現富國強兵。
(4)改革的結果和作用：有的改革成功了，如管仲改革、商鞅變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等，這些改革增強了本國的經濟、軍事力量，加速了少數民族的發展進程，為實現其政治目的奠定了基礎。試圖挽救封建統治危機的改革儘管一度取得成效，但最終結果還是失敗了，如王安石變法等。
(5)影響改革成敗的因素(四看)：①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和遵循社會發展規律，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②是否有強大的政治力量作後盾，得到統治者或民眾的支持，是否有支持改革的階級基礎和經濟基礎。③是否採取了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措施。④改革者的政治素質和意志是否堅強。
一般說來，王朝初期的改革容易成功，而王朝中後期的改革大多數失敗。這是因為：①新的封建王朝大多是在農民起義推翻舊王朝建立的。農民起義風暴打碎了舊王朝的國家機器，陳章舊制受到猛烈衝擊，舊秩序土崩瓦解，為新王朝改革破除了阻力。而王朝中後期，年深日久，政權建設、典章制度、權益分配已根深蒂固，統治階級內部的派系勢力盤根錯節，保守頑固勢力強大。②王朝初期，統治者吸取前代滅亡的教訓，為長治久安，大力調整政治政策。這種政策符合社會不同階級、不同政治集團的共同要求。而王朝中後期要在不改變封建根本制度的情況下進行某些政策和具體制度的調整及利益再分配，必然會遭到舊制度和舊勢力的頑強抵抗，許多改革家因頑固派的扼殺而抱恨終身。③王朝初期的改革有強大的皇權作保障，而中後期改革的主將則缺乏這種權威。
(6)對改革的認識：
①改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產物(改革實際上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矛盾運動的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時間活動)，改革社會弊政是促進國家強盛的重要手段。
②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和順應人民願望的進步改革，推動著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
③改革必然觸及某些人或集團的特權和私利而遭其反對，因此改革具有複雜性和艱巨性，不可能一帆風順。
④改革措施必須行之有效，改革過程中要用人得當，改革者要有遠見卓識和堅定的意志。⑤改革成敗關鍵是看其積極效果能否得以保留和維持，不以改革者個人命運為轉移。
⑥在認識改革時一定要注意其主觀目的和客觀效果的不同。封建統治者實行的改革，可能會使百姓得到一些實惠。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
4、我國古代農業發展的特點
(1)農產品商品化程度逐漸提高。唐代以前，農產品商品化趨勢並不明顯。唐朝時期茶葉已成為普遍的飲料，茶葉成為生活的必需品，唐朝中期，政府開始徵收茶稅，這是農產品商品化之典型。元朝時，棉花種植遍及南方，明代已推向江北。明清時期，棉花、蠶桑、茶葉、菸草、花卉、油料、藥材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都擴大了，還形成了一些專業生產區域。農業商品化直接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
(2)耕地面積和糧食總產量不斷增長。由於歷代封建統治者重視農業，自秦漢至明清，耕地面積呈不斷擴大趨勢。西漢時，江南、西域和西南的土地都得到一定的開發。隋唐時，江南的土地資源進一步被利用，適於種植高產稻的纖田很普遍，開墾山地的現象也很多。明清時，連不適宜生長稻、麥的貧瘠沙窪地也被利用起來，耕地面積的不斷擴展，使糧食總產量大幅度增加。
(3)農作物品種不斷增多，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前期發展，後期停滯。“五穀”在商周時期已經種植。明代引進了玉米和番薯。清代前期種植經濟作物已很普遍。從秦漢到隋唐，農業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不斷發展。鋼刃鐵農具在隋唐時期已普遍使用。隋唐出現筒車和曲轅犁。農業生產工具在宋代以後無大改進，加之農業生產商品化趨勢不斷加強，這預示著封建生產關係已經走到盡頭，商品經濟的發展必將促進新的生產關係出現。
(4)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農業，“農本”和“以農立國”思想是歷代統治者一貿的指導思想。從戰國的商鞅變法到清朝統治者，都在推行“重農抑商”政策。這種做法，是中國古代封建自然經濟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發展的產物。它的實行，在封建社會初期，對國家安定、新興地主階級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起過一定積極作用，應該給予肯定;但該政策把工商業和農業對立起來，進行壓制。其結果必然是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農業長期停滯在自然經濟的低水平上。其弊端在明清時期更加嚴重。它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是中國落後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5)賦稅制度與土地制度相適應，隨土地制度的變化而變化。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的變化呈現出兩種趨勢：一是以人丁為主逐漸變化為以土地為主，說明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逐漸松馳;二是納稅物品由實物和力役為主逐漸變為貨幣地租，說明我國商品經濟在不斷的發展。
5、我國古代的土地制度
⑴奴隸社會的井田制：井田制是我國奴隸社會的土地國有制度，是奴隸社會經濟基礎的基本形式。井田制，興於商，盛於西周，瓦解於春秋。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權屬於國王，諸侯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轉讓，奴隸主驅使奴隸集體耕作並剝奪奴隸的勞動成果，井田制適應奴隸社會時期低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成為分封制的經濟基礎。。春秋後期，隨著土地私有制的發展，井田制逐漸瓦解，封建剝削制度確立起來。
⑵封建社會的土地所有制：我國封建社會存在著土地國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農民的個體土地所有制三種主要土地制度形式。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展支配地位，是封建生產關係的基礎。
①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對於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社會經濟的繁榮起過積極作用，但其閉塞性和自給自足的特點嚴重地阻礙了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發展，使商品交換處於極不發達的狀態，限制了手工業通農業的分離，使手工業無法獨立形成獨立的經濟部門，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尤其是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後，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嚴重障礙，造成中國社會長期貧困落後。
②個體農民土地所有制，不占主要地位，但卻是對封建生產關係內容的重要補充，它與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共同構成封建經濟基礎，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建立和長期存在的重要基礎。這種小自耕農的自然經濟和小生產者的小商品經濟以家庭為單位，“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分散在社會各個角落。
③封建土地國有制，大致有王田制、屯田制和均田制等具體表現形式。新莽政權的王田制從形式上看與井田制相似，但本質上仍屬於封建性質的土地制度。屯田制在中國的許多朝代都出現過，如西漢、東漢、曹魏、金朝、元朝、明初和清初。均田制主要在北魏和隋唐時期實行，主要特點有：社會上存在大量的無主荒地和勞動力，這是實施鈞天只得前提條件;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給農民，並不觸動貴族地主的利益;受田的農民必須完租納調服役，貴族地主卻無此負擔。
6、對封建社會土地兼併的認識
(1)概況：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下，土地兼併是其最大特徵。當一個新朝代建立之初，統治者調整土地政策，使社會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地主階級的勢力不斷增強，土地兼併也就愈演愈烈。顯然，土地兼併是封建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地主階級力量增強的表現，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情況下，封建社會無法自身克服的經濟現象。當土地兼併嚴重時，兩種矛盾突出起來，一是農民同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國家同地主的矛盾。這種矛盾的發展將出現兩種可能的結果：一是封建政府採取抑制土地兼併的措施，使兼併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二是導致農民起義的爆發。
(2)影響：政治上直接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加劇了社會的貧富懸殊，階級矛盾尖銳，農民起義爆發，使一些王朝走向滅亡。經濟上造成農民的貧困，無力購買手工業品;地主買田置地，影響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產，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3)封建統治者不能解決土地兼併問題
土地兼併，其根源在於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在封建社會，由於土地占有關係不固定，加之土地買賣盛行，必然導致土地兼併現象的出現。
由於國家占有小農的多少，直接決定著國力的強弱，而土地兼併與封建政府的矛盾恰恰在於同國家爭奪財源。因此歷代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長久統治都曾實行過一系列抑制兼併的政策，但結果往往失敗。如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隨著國家掌握荒地數量減少和土地兼併而解體)、王安石的方田均稅法(因大地主和大官僚的反對而失敗)。土地兼併之所以貫穿於封建社會的始終，國家的任何抵抗政策都不能使之逆轉，其根本原因在於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自有買賣制度的存在。在這種制度下，人們可以自由買賣土地，而人們之所以熱衷於購買土地，又是封建時代只有土地才是財富之本，只有土地才是各種形態財富的最後歸宿。而封建國家往往是在不觸動地主土地所有權的條件下，去爭取延緩土地兼併的形勢，因此它只能緩和這種形勢，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農民階級在起義過程中提出過“均田免糧”，觸及地主土地所有制，近代天平天國運動更是提出《天朝田畝制度》，但農民階級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這種階級的局限性，使他們也不能解決土地兼併問題，不能完成廢除封建制度的任務。
7、我國古代賦稅制度的演變
(1)演變：
奴隸社會：①夏商周三代實行貢賦制度，這是我國賦稅制度的雛形。②春秋後期，齊國的“相地而衰征”和魯國的“初稅畝”是我國徵收土地稅的開始。
封建社會：四大稅種：①以人口為依據的人頭稅和以人丁為依據的丁稅;②以戶為依據的財產稅，即調;③以田畝為依據的土地稅，即田租;④以成年男子為依據的徭役、兵役及各種苛捐雜稅。
封建社會的賦稅制度：戰國秦漢時期的租賦制(編戶制度)、魏晉至隋唐的租調製(唐租庸調製)、中唐至明中葉的兩稅法、明中葉至鴉片戰爭前的一條鞭法和地丁合一，其中王安石實行過方田均稅法和募役法。
(2)特點：①由向國王納貢轉向徵收人頭稅和土地稅;②徵稅標準由以人丁為主逐漸向以田畝為主過渡，人頭稅在賦稅種所占比例越來越少，可以兩稅法為標誌;③由實物地租逐漸向貨幣地租發展，可以一條鞭法為標誌;④徵稅時間由不定時逐漸發展為基本定時，可以兩稅法為標誌;⑤農民由必須服一定時間的徭役和兵役發展為可以代役，以“庸”制為標誌;⑥稅種由繁多逐漸減少，可以一條鞭法為標誌;⑦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商品徵收重稅。
(3)認識：隨著歷史的發展與進步，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鬆弛;用銀兩收稅則是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活躍及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相應反應。賦稅調整本質上是對生產關係的調整。
8、我國古代手工業發展的特點
(1)工業部門不斷增加。奴隸社會就有了治銅工業(即青銅工業)，封建社會增加了冶鐵、製糖、棉紡織業等部門。工業部門的不斷增加，有的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新行業，有的則是由某個行業演變分化成的新的部門。例如：在紡織工業的發展過程中，先有絲織業，後有棉紡織業;其後棉紡織業日益發展，又分為軋花、紡紗、織布、印染等部門。同樣，在礦冶鑄造工業方面，也日益分化成為採礦、冶煉、鑄造等工業部門。另外，某個工業部門的創立或發展，往往會帶動其他有關部門的創立或發展。例如：中國冶鐵工業的興起，使農具製造和兵器製造成為獨立的工業部門。
(2)工業技術的不斷進步與勞動分工的不斷發展。任何一個工業部門，不論其創立的早晚，一旦創立，它的生產技術都是在不斷進步的。以冶鑄技術的發展為例：商朝時有了青銅冶煉技術，春秋戰國時期發明了鑄鐵柔化處理技術，唐朝的鑄造業已普遍採用切削、拋光焊接等工藝。
(3)手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與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從經營的方式來說，其發展的一般趨勢是由家庭手工業到作坊手工業，再到工場手工業。到了封建社會，工業生產的規模有所擴大，勞動分工也漸趨細緻。尤其在明代中葉以後，城市工業中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了工場手工業的經營方式。在這種手工業工場中，一般僱傭較多的工匠，在細緻的勞動分工下從事生產，使產品的製造進一步的發展。如：在江南地區的礦冶工業、紡織工業、制瓷工業等部門的生產中，某些手工業工場具有比較複雜的生產設備，擁有大量的僱傭勞動者。他們生產出來的商品數量很大。
(4)官府工業與民間工業的同時並存。中國的官府工業，歷史悠久，自從奴隸制國家建立後，就有官府工業的存在。從西周到西漢，主要的工業部門，官府都設有作坊。統治者把手工業者集中到官府，以強制的手段迫使他們在官府作坊里進行製造。從春秋末期起，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生產技術的提高、社會分工的擴大，不少手工業者脫離農業而獨立。這時社會上除了官府工業作坊外，還出現了一批民間工業作坊。其時以冶鐵業發展最快，因為它與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其產品具有極大的市場。從東漢開始，社會分工方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民間手工業者不斷從農村中分化出來，向城市集中，成為獨立的手工業者。這一時期，一方面是民間手工業者脫離農業而向城市集中;另一方面，官府工業在中國工業經濟中仍占有主導地位，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間手工業者的發展。到明清兩代，官府工業走上衰落的道路，民間工業則不斷發展。這時候官府工業與民間工業的關係，不僅表現在官府工業須有民間工業來支持，而且表現在官府工業在中國工業經濟中所占的主導地位讓給民間工業了。在這一時期，民間工業經營方面有一個特色，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開始產生。一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破壞;二是某些手工業作坊擴大成為手工業工場，亦即工場手工業開始興起。中國民間工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是從明代中葉以後開始的，至清代前期有所發展。它所涉及的生產範圍，以礦冶、制瓷、紡織業為主。明代中葉以後，某些工業部門的民間作坊朝著手工業工場方向擴展。
⑸經濟重心南移與工業分布的相應變化。中國古代經濟重心，起初在北方，以後逐步移至南方。大約到南宋時期，我國的經濟重心完成了從北方到南方的變遷。隨著經濟重心的轉移，有不少工業生產部門、工業製品的主要產地，也從北方逐漸移到南方。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絲織業地區分布的變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9、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的特點及職能的變化
⑴特點：①傳統的政治性城市逐漸向商業化城市發展，表明商品經濟日趨活躍。②農村人口不斷湧向城市，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規模擴大。③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繁榮的江南某些城市，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④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逐漸發生變化。
⑵職能變化：①戰國：為政治中心、手工業中心、商業中心合一型城市，有臨淄、邯鄲、郢等;②唐朝：開始分為手工行業中心城市地區，如絲織業的定州、益州、揚州，陶瓷業的邢州、越州，造紙業的宣州、益州，還有都市商業區如長安城中的東市、西市和外貿中心城市廣州;③兩宋：出現手工技術中心地區，如定窯、汝窯、景德鎮，城市中商業區界限消失，外貿城市增多，有泉州、廣州、明州;④明朝：手工業、商業、外貿各有中心城市，如蘇州、杭州、松江、景德鎮為手工業中心，成都、武昌、揚州為商業中心，廣州、寧波、泉州、福州為對外貿易港口，但是在清朝前期受很大影響。
⑶中國古代四大封建都城及特點：①唐都長安，既是全國政治中心，又是亞洲經濟文化交流中心，是一座國際性大都市。②宋都東京，是當時最繁華城市，突破了唐朝“市”與“坊”的界限，出現夜市，還有娛樂場所瓦肆。③元朝大都，既是元朝的政治中心，又是文明世界的商業大都市。④明朝北京，布局嚴整，建築華麗，是我國古代城市建築的傑作。
10、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
(1)明朝中後期手工工場的出現：
前提條件：在農業、手工業新發展的基礎上，商品經濟空前活躍。
時間地點部門：明朝中後期(15世紀末)、江南地區、絲織業等手工業生產部門。
出現過程：明朝中後期，農業、手工業的新發展，為資本主義萌芽創造了條件;商品經濟空前活躍，刺激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使生產規模更大，分工更細，全國出現30多座較大的工商業城市，產品有了更多的銷售市場。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手工業者不斷分化，少數善於經營者富裕起來，多數手工業者貧困破產，喪失生產資料，不得不去當僱傭工人，於是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僱傭與被僱傭的關係。富有的機戶依靠僱傭工人進行生產，這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計日領取工資的生產者就是工人。
主要特徵：①微弱、稀疏;②出現在個別地區、個別部門;③發展水平低;④最初多表現為分散的手工工場形式。
(2)清朝前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緩慢發展：
表現：①範圍擴大;②部門增多;③手工工場規模大。
原因：①封建剝削沉重，農民極端貧困，無力購買手工業品;②地主、商人剝削所得錢財，多購置田產，影響手工業擴大再生產;③政府在國內設立許多關卡，對商品徵收重稅;④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幾次下令禁止海外貿易;⑤封建行會嚴格控制手工業生產的規模。總之，腐朽的封建制度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3)明清時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有利和不利條件：
有利條件：①發達的農業。明朝中後期，農作物產量提高，經濟作物普遍種植，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②發達的手工業生產。明中期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規模大，水平高，培養了一批熟練工人。③發達的商業。30多座大中城市的興建，農產品、手工業產品廣泛投入市場，對外貿易的繁榮都促進了商品經濟空前活躍。④充足的貨幣條件。大量貨幣流通，到明朝中後期，白銀成為普遍流通的貨幣。⑤科技優勢。四大發明的傳播，科技巨著的問世。
不利條件：①自然經濟的頑固性、封閉性。造成國內市場狹窄。②缺乏資本積累，手工業難以擴大再生產。③封建制度的束縛。重重關卡，徵收重稅，抑制工商業的發展。④對外轉向閉關自守，未能形成海外商品市場。⑤傳統觀念習俗的影響，自然科學和技術沒有轉化為生產力。
11、我國古代經濟發展重心南移問題
(1)南移過程：商周時期，經濟重心在河南、陝西一帶;秦漢時期，經濟中心在關中地區;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經濟中心在關中和中原地區，但淮河流域和江南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南北經濟差距明顯縮小;隋唐時期，經濟重心仍在黃河流域。但長江流域的經濟重要性已與之接近;五代十國和遼宋夏金元時期。長江中下游經濟發展快，尤其是在南宋時，江南經濟已超過北方，成為全國經濟中心，明清時期，江南地區不僅是農業經濟中心。也是一商業中心，在這裡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2)南移原因：①南方生產條件和自然條件優越;②北方戰亂，南方相對安定，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環境;③北方戰亂，北民南遷，農業勞動力增加，並帶去先進的工具和技術;④江南統治階級為保證國用，調整政策，重視生產的發展;⑤政治中心的南移(如南宋)對經濟重心的南移也有一定影響。
(3)南移特徵：第一，北方人民的大批南遷，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驗，體現了當時生產力發展的最高水平;第二，南移趨勢往往在國家分裂或封建割據或封建戰亂時期最突出。第三，政治中心的南移對經濟重心的南移有一定的影響。
⑷古代經濟重心轉移的規律：由北向南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和江南一帶;由內地向沿海逐漸轉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