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
在1958年搞大躍進運動後，由於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在大躍進運動中出現了許多違背客觀經濟規律錯誤，其中的一些錯誤造成了1959年糧食產量的大幅度減少和農村存糧的嚴重短缺，與1959年開始的延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疊加作用，造成了延續三年的全國性的飢餓現象，在局部地區更是發生了餓死人的災難，史稱“三年困難時期”。
原因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嚴重“左”傾錯誤，從1959年到1961年，新中國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
1959—1961年我國經歷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關於其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錯誤地完全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但近年來國內外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認為這三年“風調雨順”，根本沒有自然災害，“人禍”即決策錯誤是唯一的原因。
結論是：從農業糧食減產因素看，自然災害略大於決策錯誤；從農村一個時期的集中缺糧情況因素看，決策錯誤影響遠大於自然災害。
經過
由於“反右傾”鬥爭在總體上打斷了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糾“左”的進程，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也因此發生了大的波折。在鼓幹勁、繼續國民經濟“大躍進”的口號下，新的躍進高潮和“共產風”等“左”傾錯誤再度泛濫起來。繼續“大躍進”的錯誤，使生產力的發展遭到極大破壞，導致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
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雖然不得不調低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批准公布的1959年各項主要計畫指標，即鋼產量由1800萬噸調整為1200萬噸，煤產量由3.8億噸調整為3.35億噸，糧食和棉花的產量在1958年核實產量的基礎上各增產10%左右，但同1958年的生產實績相比，調整後的指標仍然過高，難以實現。
隨著“反右傾”鬥爭的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又對一些生產指標不斷加碼，重新提高原來已經降低的指標。在基本建設方面，國家計委和國家建委確定新上230個限額以上基本建設項目。到1959年底，全國基本建設實際施工的限額以上項目達到1361個，總投資高達349.7億元，比基建規模急劇膨脹的1958年還多80.7億元，增長30%以上；全民所有制職工隊伍也相應地重新增加。在農業生產方面，黨中央提出，要力爭在原定的農副業總產值比1958年增加10%左右的計畫外，再增長33.5億元，增長幅度達到15%。在工交生產方面，1959年10月召開的全國工業生產會議制定了第四季度的躍進計畫和實施辦法。作為政治任務，有關部門靠拼設備、拼資源的蠻幹，到年底宣布鋼產量達到1387萬噸，煤產量達到3.69億噸，生鐵產量達到2191萬噸，均超過了原定計畫指標。但是，輕工業生產急劇下降，國民經濟的主要比例關係進一步失調。
水利建設是繼續“大躍進”的一個重要方面。1959年，我國是個大旱年，入冬以後各地開始大搞水利。11月3日，周恩來等人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特別談到水利建設問題，提出現在最急的還是一個農業上的水利，的確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勞動力太多。胡喬木講了他在河北看到的情況:在河北走了幾個地方，一路上就像打仗一樣，白天晚上，來來去去，都是上水庫的同從水庫回來的輪班。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樣，比支前緊張得多。邯鄲農村勞動力的半數以上到水庫了。周恩來還匯報了四川、湖北、河南等旱區的情況:“河南有一千多萬畝重新種了，種上出來又乾死了。”[6]據統計，當年全國冬修水利的上工人數已經超過7000萬。全國有蓄水1億立方以上的大型工程314個，蓄水1000萬立方到1 億立方的中型工程1000多個，蓄水 1000萬立方以下的小型工程150萬個以上。水利部召開了全國水利電話會議，布置各地對水利工程進行七查(查計畫、查工效、查設計、查質量、查效益、查安全、查生活)，保證水利工程過好七關(冬寒雨雪關、防火安全關、截流關、春汛關、質量關、攔洪關、工程配套關)[7]。《人民日報》也發表了社論，以推動水利建設的躍進。
進入1960年，“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的口號被提出來。1 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要求在連續兩年“大躍進”的基礎上，1960年實現“比上年更好的大躍進”。會議討論了國家計委提出的1960年國民經濟計畫草365案。會後，這個草案由國務院提交三四月間召開的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得到批准。其中，鋼產量指標定為1840萬噸，比上年公布數字增長38%；生鐵2750萬噸，增長34%；煤4.25億噸，增長22%；糧食5940億斤，增長10%；棉花5300萬擔，增長10%。由於上述指標是建立在1959年虛假的統計數字基礎上的，所以實際必須增長的幅度遠不止於此。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政治上“反右傾”鬥爭所造成的聲勢，有關部門和各地計畫部門更是在原有指標上層層加碼。例如，鋼、鐵等生產指標就提出了所謂第二本賬和第三本賬。4月14日，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剛結束，中央就批准了冶金部提出的1960年鋼產量指標三本賬的計畫和煤炭部、鐵道部、冶金部關於實現這個計畫的聯合報告。鋼產量指標的第二本賬、第三本賬分別定為2040萬噸和2200萬噸，生鐵的產量指標則提高到3300萬噸。為配合完成這一計畫，其他相關部門也都大幅度地提高產量指標。鐵道部還提出要修築12萬公里土鐵路和輕軌鐵路。5月30日，中央又批准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國家建委關於1960年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基本建設第二本賬的報告，決定把第二本賬作為黨內必須確保完成和超額完成的第一本賬，要求各地區和各部門立即抓緊時間，組織執行，並以此為準來安排和檢查工作。
這一年，蘇聯決定撤走在中國的全部專家。在這樣的背景下，又提出煉“爭氣鋼”。毛澤東表示:“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在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資本主義國家看不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給技術，憋一口氣有好處。”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大煉“爭氣鋼”[8]。為了完成鋼、鐵等高指標，中央和有關部門多次召開會議，發出指示，要求採取削基建、保生產，削一般、保重點的方針，全力支持和保證鋼鐵生產。由1958年的“小土群”發展而來的“小洋群”[9]，被認為是實現鋼鐵生產“大躍進”的有效途徑，要求大辦。1960年4 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工業書記會議，提出要使小高爐、小轉爐、小煤窯、小鐵礦、小鐵路“五小成群”的要求。1958年大煉鋼鐵，曾經受到交通運輸緊張的限制，因此，各地大量修築土鐵路和輕軌鐵路，以求適應鋼鐵生產的需要。儘管作了極大努力，鋼鐵生產的形勢仍然不好，原定指標無法完成，中央不得不把鋼產量的指標重新降回到第一本賬的水平。到年底，鋼產量達到1866萬噸，算是實現了原來公布的計畫。
在“大躍進”錯誤繼續發展的同時，農村人民公社再度颳起“共產風”。與1958年急於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同，這次主要是急於由基本隊有制向基本社有制過渡。1959年10月，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提出了向基本社有制過渡問題。12月，中央召開浙、皖、蘇、滬四省市座談會，討論過渡的條件和辦法，提出三到五年或者五年左右可以實現從基本隊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過渡。此後，不少地方開始試點以至推廣。這就同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為縮小基本核算單位，加強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所有制所作的努力背道而馳，使“共產風”重新刮起來，而且越刮越大。為了達到社有經濟在公社的工農業總產值中占絕對優勢這一實現過渡的基本條件，各地紛紛大辦社有工業，大辦養豬場，大辦水利事業，無償地從大隊、生產隊抽調勞力、資金和財物。為了扶持窮隊趕上富隊，不但讓富隊與窮隊在資金、勞力、生產資料等方面進行“共產主義大協作”，有些地方甚至還直接把窮隊和富隊合併到一起，實行統一核算。這樣，平調生產隊勞力和財物“大辦”各種社有經濟的做法再度盛行，又一次嚴重侵犯了許多生產大隊、生產隊和農民民眾的利益，對剛剛有所恢復的農村經濟造成新的破壞。
農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曾經進行整頓，在一些地區甚至停辦，這時作為有助於“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大事，又被要求恢復和堅持。1960年二三月間，中央先後批轉和下發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及毛澤東的批語。中央在2 月26日的批語中指出:“為了鞏固人民公社必須辦好食堂”。此後，全國農村重新大辦公共食堂，許多省、區參加食堂的農村人口占到人口總數的90%以上。為了鞏固食堂，有些地方還收回1959年上半年交給社員的自留地，把口糧分配到食堂，統一使用，給民眾生活造成很大影響。
1958年在個別省市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也被要求推廣。1960年3 月9 日，中央發出指示，要各地放手發動民眾，組織試驗各種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可以以大型廠礦和機關學校為中心，也可以以街道居民加一部分農村居民組成。全國城市要在上半年普遍試點，下半年全國推廣，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外，其他城市應一律掛出人民公社的牌子。以後幾個月內，全國190 個大中城市建立起1064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人口達到5500多萬人。北京市還於1959年建起“公社大樓”，當時被稱作“共產主義大廈”。但是城市人民公社除了掛個牌子，有的用平調辦法辦一點服務性事業外，大多有名無實。隨著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局面，城市人民公社也難以為繼。
由於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特別是“反右傾”以後繼續“大躍進”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契約，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這種困難的嚴重程度，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未曾有過的。
堅持“以鋼為綱”，片面追求高指標，造成國民經濟的主要比例關係嚴重失調。首先是積累和消費比例失調。據後來統計，1958年至1960年，積累率分別達到33.9%、43.8%和39.6%，大大超過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已經較高的年平均積累率24.2%。新增積累在新增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57年是1/3 ，1958年猛增至80%，1959年竟然超過新增國民收入，侵占了上年結轉的消費基金。高投入與低效益的反差進一步擴大，項目建成投產率由1957年的26.4%分別降為1958年的10.7%、1959年的12%和1960年的9.8%。每百元積累增加的國民收入，“一五”期間年平均達到32元，1959年降到19元，1960年降至-0.4元。其次是工農業比例失調。從 1957年到1960年，工業總產值由 704 億元增加到163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 1.3 倍；而農業總產值卻由 537 億元減到457 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下降 22.8%。再次，工業內部的比例關係失調。鋼鐵工業的畸形發展，不但使與之配套的一些重工業部門不堪重負，而且還嚴重衝擊和擠占了輕工業。從1957年到1960年，重工業總產值增長2.33倍，而輕工業總產值卻只增長47.02%。
農業和輕工業的生產大幅度下降。據後來統計，1959年核實的糧食產量只有3393.6億斤，僅完成計畫的62%，比1958年實際產量3953億斤減少559.4億斤，僅相當於1954年的水平。1960年，農業總產值只完成457億元，在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基礎上又下降了12.6%。糧食產量2876.9億斤，比1959年減少517億斤，下降15.2%；1959年經核實的棉花產量為3417.6萬擔，僅完成計畫的74%，1960年棉花產量為2125.8萬擔，比1959年又減少1291.8萬擔，下降37.8%；油料產量3881萬擔，減少4327萬擔，下降52.7%。糧、棉的產量降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產量甚至比1949年還低。其他主要農副產品的產量也大幅度下降。輕工業總產值只完成547億元，比1959年下降9.8%。棉紗、布、食糖等主要輕工業品的產量則下降了28%―60%。這是新中國成立十年來從未有過的現象。由於各種“大辦”，過量採伐樹木和毀林開荒，盲目開採礦產資源對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破壞也相當嚴重，致使許多地方水土流失加劇，生態環境惡化，林產品產量銳減，很長時期連原有的生態環境都難以恢復並埋下長久的隱患。由於可供應市場的商品大量減少，職工人數卻急劇增加，市場供應非常緊張。1960年底，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人數高達5044萬人，比1957年增加2593萬人，工資總額也由156.4億元增加到263.2億元。國家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1958年為21.8億元，1959年為65.8億元，1960年高達81.8億元。銀行大量增加信貸和發行貨幣，社會購買力由1957年的488.2億元猛增到1960年的716.7億元，大大超出社會商品供應量，造成商品奇缺，通貨膨脹，人民消費水平大幅度下降。為了控制物價上漲，合理分配商品，國家對許多商品實行定量供應，憑證供應，發放了包括糧、肉、蛋、糖、肥皂甚至火柴等各種票證和工業券。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鄉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減少 19.5%，其中農村人均消費量減少23.7%，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23%，豬肉人均消費量減少70%。至於禽、蛋等食品，市場上幾乎沒有供應。
最大的問題是嚴重缺糧。一方面糧食連年大幅度減產，另一方面糧食的銷售量卻因城鎮人口的劇增而不斷增加。為了維持城鎮商品糧供應，國家不斷地向農村下達徵購指標。由於高估產，1958年至1960年連續三年，國家每年的徵購量都高達1000億斤以上，幾乎占當年總產量的30%―40%。儘管如此，仍然不能保證城鎮人口的最低需要，只好不斷動用糧食庫存。進入1960年後，庫存急劇減少，周轉調撥極為困難，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調入一點銷售一點，隨時都有脫銷危險。五六月間，中央幾次發出緊急指示，要求為京、津、滬和遼寧等地調運糧食。當時，北京的糧食庫存只夠銷七天，天津只夠銷十天，上海已幾乎沒有大米庫存，只能靠借外貿部門準備出口的大米過日子；遼寧省十個城市的存糧也只夠銷八九天。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國際問題(中蘇關係)和國內經濟問題。受當時中蘇關係的影響，特別是赫魯雪夫在7月16日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10]，使中國一些重大設計項目和科研項目中途停頓，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設項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試驗的廠礦不能按期投產。7月31日，周恩來就蘇聯專家撤走和外貿問題向會議作報告。報告說，由於這兩年農業大幅度減產，糧、油、肉、蛋等不能按計畫收購，影響對蘇出口，對蘇貿易欠賬達25億盧布。毛澤東在會議上講話，強調民以食為天，吃飯是第一條。“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至少五年不變，搞一個死規定，五年以後再說。
會議形成了三個檔案:《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會議確定認真清理勞動力，充實農業戰線，首先是糧食戰線的方針；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產品、重點企業和基本建設項目。9月底，全國82個大中城市的糧食庫存比上年同期減少近一半，不到正常庫存量的1/3。過去大量調出糧食的吉林、黑龍江、四川等省，也因連年挖了庫368存而無力繼續大量調出。在此情況下，儘管採取諸如在調撥上搞南北季節性調劑、在銷售上限制居民每次購買的數量等許多措施，但仍解決不了多大問題，只得靠減少城鎮居民的供應定量、壓低農村地區的口糧標準、大力提倡採集和製造代用食品等辦法，來渡過缺糧難關。在農村，由於連年徵購過頭糧，許多省區農民的口糧也在急劇減少。糧、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極度缺乏，嚴重危害了人民民眾的健康和生命。許多地方城鄉居民出現了浮腫病，患肝炎和婦女病的人數也在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11]。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 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12]。
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民眾過上好日子，結果卻出現這樣令人痛心的事情。這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的嚴重後果，其沉痛的教訓應該認真總結和記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