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當代西方哲學家卡爾·波普的政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其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他的科學哲學，另方面就是他的社會哲學或政治哲學，並集中體現在他的這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之中。他通過對柏拉圖、黑格爾及馬克思的理論所進行的批判性研究，指出“整體論”和“決定論”的錯誤。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譴責黑格爾是位不屑一顧的空談家時，卻認為馬克思是位嚴肅的社會理論家。

正如哲學家德特馬·馬林所說話的那樣，幾乎不曾有過任何一部比《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更為宏大的，反對那些二十世紀暴行之基礎的思想作品。《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初版為1945年，其後馬上成為哲學類圖書中的暢銷書，被譯成多種文字，影響深遠。在這部巨著中，波卡爾把筆墨集中於對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三個思想家的社會政治哲學的批判上，認為正是他們的思想構成現代極權主義的來源，但對於“開放社會”究竟是什麼，卻很少正面提及更沒有加以系統說明。

作者簡介

卡爾·波普爾(KarlR·Pper)(1902-1994),出生於維也納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後入英國國籍。1922年始學習數學和物理，1928年獲心理學博士學位。青年時代傾向於共產主義思想，後又拋棄了它。1935年因《研究的邏輯》一書而響譽世界哲學界和科學界。1964年獲英國女王授予的爵士頭銜。卡爾·波普爾是舉世聞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證偽主義創始人，被西方學界譽為“開放社會之父”。他是20世紀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享有不容低估的世界性聲譽。在西方，從科學家(包括一些獲諾貝爾獎的科學泰斗)到文史哲界的專家，從政界要員到財界“大腕”，無不深受波普爾學說的影響。他那獨具慧眼的證偽主義方法論，以及對於民主社會的“三大悖論”——民主悖論、寬容悖論、自由悖論的反駁，給人們以深刻的啟迪，他那標新立異的“開放社會觀”，曾引起世界轟動，至今仍是學界感興趣的問題之一。

概述

書中概述了我們的文明所面臨的種種困境——這種文明或許可以被描述為以人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為目的；這種文明實際上仍處於嬰兒期，它十分頻繁地遭到很多人類精神領袖的背叛，但儘管存在這個事實，它仍在不斷成長。本書試圖表明，這種文明至今仍未從其誕生的震盪——從屈從於神秘力量的部落或“封閉”社會轉變為釋放出人的決定性力量的“開放”社會——中完全復原。它試圖表明，這種轉變的震盪是那些企圖或正企圖毀滅文明、重返部落主義的反動運動得以興起的因素之一。它還表明，今天我們稱之為極權主義的東西，屬於正如我們文明自身一樣古老或年輕的一種傳統。
因此，它試圖幫助我們理解極權主義以及對其進行不斷的鬥爭的意義。
它進而還試圖審查科學的批判和理性的方法在開放社會問題上的套用。它分析了民主的社會重建原則，我稱之為“零星社會工程”原則，以與“烏托邦社會工程”（在第９章將加以解釋）相對。它還試圖清除某些阻止對社會重建問題做一理性探討的障礙。它這么做的手段是批判那些應對在民主改革可能性上普遍存在的偏見負責的社會哲學。這些哲學中最有影響的是我稱之為歷史主義的那種哲學。對歷史主義某些重要形式的產生和影響加以描述，是本書主要論題之一，而本書甚至可以被說成是一部有關某種歷史主義哲學發展的旁註合輯。涉及本書緣起的一些內容將指出歷史主義指的是什麼和它怎樣與所提到的其他有爭論的問題聯繫在一起。

讀後感言

儘管主要對物理學方法（因而也對與本書所探討的那些問題相去甚遠的技術問題）感興趣，但我多年以來對社會科學中某些門類、尤其是社會哲學中頗不令人滿意的狀況這一問題，也一直有所關注。當然，這就提出了它們的方法問題。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極權主義的興起以及各種社會科學和社會哲學沒能成功地對其做出解釋所致。
在這方面，有一點似乎特別緊迫。
人們屢屢聽到暗示著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極權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說法，許多因其才智和教養而應對其所言負責的人，也預言極權主義無法逃避。他們向我們發問：是否我們真的天真到足以相信民主會恆久存在；是否我們沒有認識到它只是歷史進程中瞬息即逝的許多政體形式中的一種？他們不是力主為了同極權主義戰鬥，民主不得不仿效極權主義的方式，因而其自身也變為極權主義；就是斷言如果不採納團隊精神的計畫方法，我們的工業體系就不能持續運行，並從團隊精神經濟制度的不可避免性推論出，社會生活採納極權主義形式也是不可避免的。
諸如此類的論據聽起來似乎足夠合理。但貌似合理並不就是這類問題的可靠準則。實際上，人們在著手討論這些似是而非的問題之前，應該事先考慮下列方法問題：進行總括性的歷史預言是否為社會科學力所能及？如果問一個人未來對人類將是怎樣的，除了花言巧語者不負責的回答，能否期待更多？
這是一個社會科學方法問題。相對於為支持任何歷史預言而提出的任何特別論據而進行的任何辯論，它顯然更為根本。
對這個問題的審慎考察使得我們確信，這類總括性的歷史預言完全超出科學方法範圍之外。未來依靠我們自己，而我們不依靠任何歷史必然性。然而，有些有影響的社會哲學卻持相反的觀點。它們宣稱：人人都運用其頭腦預測迫在眉睫的事件；戰略家試圖預見戰爭的結局當然是合情合理的；這種預測和更總括性的歷史預言二者之間的界限是變動不定的。它們斷言：科學的任務一般來說是進行預測，或更確切地說，是改進我們每天的預測，給它們提供一個更可靠的基礎；而為我們提供長期的歷史預言尤其是社會科學的任務。它們還相信它們已經發現了使它們能夠預言歷史事件進程的種種歷史法則。各種提出這種主張的社會哲學，我將它們聚合在歷史主義名下。在別的地方，在《歷史主義的貧困》（《經濟學》，1944—1945年）中，我試圖對這些主張進行反駁，指出儘管它們貌似合理，但它們是建立在對科學方法的嚴重誤解、尤其是對科學預測和歷史預言之間區別的忽視的基礎上的。在對歷史主義主張進行系統的分析和批判的同時，我還試圖收集了一些材料以便闡明它的發展。出於那個目的而收集起來的筆記成為本書的基礎。
對歷史主義的系統分析以某種類似科學狀態的東西為目標。本書則不然。本書所表達的許多意見都是個人的。它所受惠的科學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其種種局限的意識：它既不提供什麼都證明不了的證據，也不在只能給出個人觀點之處妄稱是科學的。它不想以新的哲學體系取代舊的體系。它不想在所有這些充滿智慧的大作、在時下流行的關於歷史和命運的形上學之上有所增擴。相反，它想表明預言的智慧是有害的，歷史的形上學阻礙了零星的科學方法在社會改革問題上的套用。進而，它還想指出，一旦我們不再像預言家那樣裝腔作勢的話，我們就能夠成為自己命運的創造者。
在追溯歷史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我發現在我們精神領袖中間，如此普遍的歷史預言這個危險的習慣有各種各樣的功能。它總是屬於秘傳者的內部圈子，並具有普遍的預言歷史進程的能力，以此取悅於人。此外，還存在精神領袖被賦予這類能力、不具備它們也許會導致社會地位喪失的這一傳統。另一方面，他們被揭去騙子假面具的危險非常之小，因為他們總是能夠指出做些不太總括性的預測當然是可以的，況且這些預測和占卜術之間的界限是變化不定的。
但堅持歷史主義信念有時有進一步或許更深刻的動機。預言千禧年來臨的預言家也許表達了一種不滿感覺；他們的夢想確實給予某些離開它們便很難有所作為的人以希望和鼓舞。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他們的影響容易阻止我們面對每天的種種社會生活任務。而且宣告滑入極權主義（或者也可能是管理主義）之類的某些事件注定會發生的那些次要預言家，無論是否出於他們的願望，都會在促成這些事件發生上起到作用。他們有關民主不會永久持續的妄說和人類理性不會永久持續的斷言，同樣是千真萬確的，卻同樣都不太關乎宏旨，因為只有民主提供了一種使非暴力改革成為可能的制度框架，理性在政治事務中的運用也是如此。可是，他們的妄說容易使同極權主義戰鬥的那些人消沉低落；其動機在於支持對文明的背叛。如果我們考慮到歷史主義形上學傾向於將人們從過重的責任中解脫出來，似乎就能找到更進一步的動機。如果你知道無論你做什麼事情注定會發生的話，那你就會自願地放棄同他們的戰鬥。尤其特別是，你會不再努力控制絕大多數人一致認為是社會禍端的那些事情，諸如戰爭，或者說一個相對較小但很重要的事情，如官僚的暴虐。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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