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料
《袁世凱全傳》書籍作者：野史氏
出版地：上海
出版社：文藝編譯社
出版時間：1925.12
頁數：130頁
開本：32開
中圖分類號：26.1267
圖書類別：文學
裝訂：平裝
人物介紹
袁世凱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比較重要的人物，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尤其是進入80年代，隨著思維方式的進一步靈活，研究視野的不斷開闊，一些學者對袁世凱作了新的認識和評價，他們對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凱，尤其是他在經濟領域的貢獻，給予了較多的肯定。對於他晚年稱帝、逆歷史潮流而動，論者仍進行了強烈的批判。袁世凱的研究逐漸變得豐富起來。
有關袁世凱生平的著述，建國以前主要有：黃毅編《袁氏盜國記》，上海國民書社1916年；野史氏著《袁世凱全傳》，上海文藝編譯社1917年；馬震東撰《袁氏當國史》，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白蕉著《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這些著述只是通俗性介紹，很難算什麼研究。資料方面主要有：《袁大總統書牘》，上海廣益書局1912年；《袁大總統文牘類編》，上海會文堂書局1926年；徐有朋編《袁大總統文牘彙編》，上海廣益書局；沈祖憲輯錄《養壽園奏議輯要》項城袁氏宗祠本。四十年代主要有陳伯達《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出版社1949年；黎乃涵《辛亥革命與袁世凱》，三聯書店1948年。
建國以後，據不完全統計，發表的有關袁世凱的著述有50餘部，論著有200餘篇。值得注意的有來新夏的《北洋軍閥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青谷的《袁世凱》（三聯書店1963）；李宗一的《袁世凱傳》（中華書局1980年）；侯宜傑的《袁世凱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及他的另兩部專著《袁世凱評傳》（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袁世凱全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周溯源的《北洋軍閥鼻祖袁世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值得特別提出的還有張華騰、蘇全有的《袁世凱與中國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資料方面主要有：廖一中、羅真容《袁世凱奏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袁世凱天津檔案史料選編》（天津市檔案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北洋軍閥史料——袁世凱卷》（天津歷史博物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關於袁世凱的總體評價問題
對袁世凱的總體評價，早期學者多認為袁世凱“是近代中國曆史上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個偽裝維新的封建專制主義者”，辛亥革命後他“搶奪了清政府的一切權力，巧取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職務”，上台後“不擇手段地加強個人權力，破壞法制，追求專制獨裁，並悍然恢復帝制，終於招致敗亡”（李宗：《袁世凱傳•前言》，中華書局1980年版）。近些年來，對袁世凱的評價，學者有不少共同之處。如：有的學者認為他在中國軍隊近代化、清末新政中以及在推翻清王朝統治起了積極的作用；有的學者認為袁世凱一生在許多方面順應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潮流，自覺或不自覺地做出了一些有利於社會進步的事。其晚年，逆歷史潮流而動，自取滅亡（張華騰、蘇全有《袁世凱與中國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有學者指出袁世凱在政治上反動，但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經濟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利於社會發展的事情。唐潔在《亂世*雄袁世凱》一文中這樣評價：“無論說袁世凱是*雄也好，梟雄也罷，不可否認他辛亥前為中國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武昌起義後迫使清帝退位，也遵循了時代的潮流。如果當時的中國不是出於外強覬覦的嚴重形勢下，革命黨避免干涉而急於穩定大局，總統的位置可能就不會輪到袁世凱來坐。”袁世凱是“舊時代的產物，儘管披上支持共和的外衣，骨子裡仍然抱著皇帝夢不放，將個人名利之於民族大義之上，只能落得一個可悲的下場”。（《學習月刊》2003年第8期）
關於袁世凱與戊戌告密問題
過去長期以來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袁世凱告密是政變發生的直接原因。近年來主要出現三種分歧，一種認為袁世凱告密引起政變，一種認為袁世凱雖告密，政變另有原因，一種認為袁世凱告密是在政變之後。房德鄰在《戊戌政變之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就持第二種觀點。台灣學者黃健彰在《戊戌變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1970年）中則認為慈禧發動政變與袁世凱無關，榮祿向慈禧太后告密是在政變爆發之後，持第三種觀點。孔祥吉根據鄧之誠先生《骨董瑣記全編》所刊布的蔡金台寫給李盛鐸的兩封信，並結合其他檔案和文獻資料進行考釋，認為“袁世凱無疑是告密的元兇，那種認為戊戌政變非由袁世凱告密而發生，或者稱袁世凱是在楊崇伊上書後怕受牽連而被動告密之觀點，都或多或少地忽視了袁世凱在政變中的關鍵作用。雖然從局部講，各有其理由，但是放在大的歷史環境中考察，則很難自圓其說。因為這種觀點無法解釋，為什麼政變之後，清廷重賞的不是發動政變的御史楊崇伊，而是袁世凱?顯然，袁氏告密在戊戌政變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廣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劉路生經過考證認為“戊戌政變，袁世凱沒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與條件，徐世昌初四日告密說沒有根據。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凱告密之人，榮祿才是告密的最佳人選。袁世凱並未黨附維新派，光緒帝對袁世凱的知遇之恩遠早於維新黨人，而保全光緒帝，是袁世凱保全自己的必然選擇。袁世凱日後的飛黃騰達，並非慈禧太后對其告密的獎賞”。（《戊戌政變袁世凱初四告密說不能成立——兼與郭衛東先生商榷》，《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茅海健的新著《戊戌變法史事考》一書就袁世凱告密問題作了詳盡的論述。
關於袁世凱與辛亥革命問題
關於袁世凱奪權。一種意見認為是孫中山先提出讓位的。黃偉認為：“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的思想動因是，他出於破除帝王思想，杜絕革命黨人爭權奪利，避免重蹈太平天國內哄失敗之覆轍的考慮；出於消除南北對峙各據一方的局面，早日推翻清廷建成共和的思考。”（《孫中山“讓位”問題探微》，《學術界》1999年第1期）彭大雍在其文章中甚至認為，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這一計畫“主要不是被迫、而是主動的”（《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的思想基礎》，《光明日報》1983年4月6日）。相反的看法認為“由於缺乏經費，南京臨時政府時刻面臨著軍隊解散、政府崩潰的危險”，“孫中山對短期內獲得借款絕望，不得不接受和議”，讓位於袁世凱。（楊天石：《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的主要原因》，《歷史教學》2003年第3期，摘自《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後史事發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革命黨人和南方獨立各省，從開始醞釀到具體籌組民國臨時政府，始終都是選定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後來選了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是獨立各省與革命黨人的權宜之計，事實上是替尚未來歸的袁世凱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帥。孫中山所任始終是一有臨時總統之名、無臨時總統之實的‘虛位待袁’的總統，系臨時承乏。”“後來孫中山的卸任交印實屬‘還位’而非‘讓位’給袁世凱。”﹝陳一容：《孫中山“還位”辨正》，《史學月刊》1997年第3期）
關於吳祿貞被殺是不是袁世凱所為。以前學術界大多認為吳祿貞被殺是袁世凱派人所為。80年代後有些學者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如王善中就指出“至今並未見任何第一手資料足以證明袁世凱是殺害吳祿貞的幕後指揮，吳祿貞被殺的情節也未弄清楚”。“當時，吳祿貞對袁世凱‘出山’固然是最大障礙，但吳對朝廷而言更是心腹之患。所以結論還不能過於簡單”。（《關於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中的三個問題》，《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
袁世凱與北京兵變的關係。前期學者多認為北京兵變是袁世凱故意製造的，謝再興對此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次兵變不可能是袁世凱密謀發動的，而是當時國內形勢混亂、政治腐敗、軍隊內部的動盪等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袁世凱與北京兵變質疑》，《台州師專學報》1985年第1期）
關於袁世凱政府垮台的原因。李新認為袁世凱“看不到民主共和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他為當皇帝而接受了空前屈辱的《二十一條》，更招致舉國反對，從而加速了自己的滅亡”。（《北洋軍閥的興亡》《史學月刊》1985年第3期）李宗一從經濟方面探討原因，他指出“抵制活動和軍費戰費的支出，迫使袁世凱挖空心思橫徵暴斂，如接連發布新稅則，下令清丈全國田畝、加重田賦，使各階層人民不斷掀起反抗運動”。（《袁世凱傳》中華書局1980年版）王善中在《1916年中、交兩行停兌與袁世凱到台》一文中也提出了類似觀點。（《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4期）也有的研究者從袁世凱與各方面矛盾激化的角度探討原因。羅耀九就指出“袁世凱與各方面矛盾的激化導致了他的滅亡”，如與地主、資產階級、人民大眾和袁世凱的賣國行為和帝制活動，這些使袁世凱成為各種矛盾的焦點。
關於袁世凱與中國近代化問題
1．政治方面
清末政體。何善川指出“袁世凱內閣一定程度地體現了資本主義國家三權分立的原則，是對至高無上之皇權的一種抨擊，是對封建專制政體的一種否定，在推動清末國家政體近代化方面，無疑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但他同時指出袁世凱內閣，“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非資本主義化的色彩”。（《論袁世凱內閣與清末國家政體近代化》《徐州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４期）．劉仕慧在《袁世凱與清末立憲運動》中指出，立憲運動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希望改變封建專制政體，建立資產階級的立憲政體，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障礙，其進步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袁世凱以其特殊地位，參加並積極從事立憲運動，無疑增強了立憲運動的力量，對立憲運動的推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
官制改革。梁嚴冰認為，“袁世凱作為晚清重臣，直接參與了官制改革的討論和決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可謂舉足輕重。（《袁世凱與清末官制改革》《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鄧亦武認為袁世凱官制改革“成效雖不顯著，也有許多不足和缺陷，但畢竟為文官制度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體現了行政管理的現代化導向。”（《論袁世凱政府的文官制度》，《濟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地方自治。楚雙志指出，“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期間，針對當時直隸吏治極端混亂和腐敗的現狀，採取過一系列措施進行治理與整頓。這些措施主要包括派遣官員出國學習和考察，設立官員培訓機構、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懲治腐敗等內容。袁世凱對吏治的治理整頓，是清末直隸新政舉辦成功的重要保障和條件”。（《新政期間袁世凱對直隸吏治的整頓》，《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蘇全有認為“地方自治思潮在近代從西方傳入我國，至清末方付諸實施，袁世凱是積極的參與者”。“袁氏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就其成效而論，影響深遠，居全國之首，直隸也因此替代湖南而成為當時的模範省”。（《袁世凱與天津地方自治》《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
2．經濟方面
農工商方面。蘇全有、朱選功在其文章中詳盡論述了袁世凱的重農、重工、重商“三重”思想及其相互間的不可分割。“袁氏能三者並重地加以大力倡導和實際發展，甚為得策。”最後作者著重指出：“袁世凱不僅認識到了農工商業的重要性，而且付諸實踐，大力推行，作為一個實幹家，實為其最引人注目之處，為世人所推崇。”（《袁世凱與中國經濟近代化——袁氏重農、重工、重商思想研究》《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常全喜指出“民初民族資本工業的發展固然有其他理由，但更重要的是袁世凱當政期間，頒布和實行了一系列利於民族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袁世凱政府與民初民族資本工業的發展》，《殷都學刊》1995年第1期）蘇全有在《論袁世凱的官為商助思想》一文中認為：“在袁世凱的經濟思想中，官商合作即官為商助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表現為，一是扶持周學熙近代工業企業集團以為示範，二是扶持近代民族資本蓬勃發展以增強國力。在清末特定的情勢下，官為商助，是晚清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由之路。所以，袁氏在中國經濟近代化進程所起的作用不能一筆抹殺。”（《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
財政金融方面。蘇全有、魏佩周在《論袁世凱的財政金融思想與實踐》一文也認為：“從經濟近代化的視角考察袁世凱實施的包括籌公債、整頓稅收等方面的財政金融政策及活動，及其開辦銀行，改革幣制，從而進一步理順金融體制的實踐，促進了中國財政金融的近代化。”（《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3．軍事方面軍制改革
關於清末巡警制度的創立，王飈認為，“它是中國警察近代化的開始。而其中袁世凱對巡警制度的創立功不可沒”。“袁世凱實施的一系列警政措施包括:警察規章的法律化、警政教育的設立、基層警察的創辦、警種的多樣化、經費來源的籌措等，這在巡警制度建立的過程中，開啟了先河”。（《袁世凱與近代巡警制度》，《湖南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1年第5期）陳桂芝、曹萬利在《袁世凱與中國近代軍制改革》一文中，認為“袁世凱一手編練的北洋新軍是中國第一支近代化軍隊。”並指出，袁世凱在編練新軍中對舊軍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洋新軍在軍制、裝備、訓練、官兵素養等方面都達到了近代化水平”。（《吉林師範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趙樂交在《袁世凱督辦新軍在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一文中指出，“袁世凱的軍事改革所實行的新軍軍官制度奠定了近代軍官制度的基礎。民國成立後，新軍官制中的九品等級被取消了，軍官名稱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新軍官制的基本結構，等級劃分，兵科等都保留了下來沿用了近十年”。（《黔南民族師專學報》1997年第4期）劉宏在《袁世凱興辦軍事學堂原因探析》一文中指出：袁世凱所以在編練新軍過程中，興辦十餘所軍事學堂，而“正是由於軍事學堂的興辦，才部分緩解了北洋軍隊迅速擴充後面臨的人才匱乏的矛盾”。（《歷史檔案》2000年第1期）張雲在《中國軍隊近代化論綱》一文中認為“袁世凱在編練新軍之初，選拔士兵就借鑑西方一些國家的軍事條例對士兵的身體條件、德行出身、文化程度都做了嚴格規定。在選任各級軍官方面，也特別重視近代軍事知識和才能”。“對提高軍隊素質，作用甚大”。（《學術月刊》2003年第4期）
關於袁世凱與《二十一條》問題
以前的觀點大都認為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並對其賣國行為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蘇全有根據天津市博物館所藏原件進行研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袁世凱對於日本的《二十一條》說帖總體上認為不能接受，並進行了相當的抵抗，他寄希望於“西人掣制日本”，但由於“一戰”，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故而袁世凱的“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滅，最終還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條》”。（《船山學刊》2005年第4期）宋開友通過分析日本提出條約的事件背景、條約談判過程、袁世凱的應對後認為，“日本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孤立無援的機會，利用中國國內政治分裂、袁世凱急於鞏固自身權力的弱點，並加以武力威脅，終於迫使袁世凱接受其空前的侵略要求。這一結局基本上是中日實力對比和殘酷的國際政治現實的真實反映，袁世凱恰逢其時，恐怕難以力挽狂瀾”。（《袁世凱與日本對華“二十一條”談判》《廣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馬良玉認為“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他對中日綜合國力的差距的認識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袁世凱在雙方交涉過程中，採用多種手段與日周鏇，盡力減少損失，挽回利權，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並沒有通過‘二十一條’達到滅亡中國的目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袁世凱對於“二十一條”的交涉，應是一次不得已而為之的外交妥協。”（《袁世凱與“二十一條”》《歷史教學》2005年第2期）
參考文獻
李宗一：《袁世凱傳》，中華書局1980年。
侯宜傑：《袁世凱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張華騰、蘇全有：《袁世凱與中國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廖一中、羅真容：《袁世凱奏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天津市檔案館：《袁世凱天津檔案史料選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唐潔：《亂世*雄袁世凱》，《學習月刊》2003年第8期。
來新夏：《北洋軍閥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青谷：《袁世凱》，三聯書店1963年版。
野史氏：《袁世凱全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
周溯源：《北洋軍閥鼻祖袁世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袁世凱天津檔案史料選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天津市檔案館：《北洋軍閥史料——袁世凱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房德鄰：《戊戌政變之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楊天石：《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的主要原因》，《歷史教學》2003年第3期。
馬良玉：《袁世凱與“二十一條”》，《歷史教學》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