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簡介
《新小說》插圖近代小說雜誌期刊。梁啓超主編。月刊。光緒二十八年十月(1902)創刊於日本橫濱，第 2年起，遷移至上海，由廣智分局發行1年，共出24期。
《新小說》是中國最早專載小說的期刊。在創刊號上，梁啓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極力強調小說與改良社會的關係，認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它對晚清小說理論的探討、小說創作的繁榮、翻譯小說的興起,以及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新認識、新評價，都起了積極的作用。改良派人物嚴復、夏曾佑、康有為等，都很重視、讚揚小說，以梁啓超這篇論文的影響最大。所載小說，主要為創作，亦有譯篇。它以內容分類登載，有歷史小說、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哲理小說、冒險小說、偵探小說，後又續增語怪小說、法律小說、外交小說、寫情小說、社會小說、劄記小說、傳奇小說等等。小說之外，亦載有戲曲、地方戲、笑話、雜記、雜歌謠等。所載作品，內容無所不有，特別是各期小說，豐富了讀者的知識見聞，增長了歷史社會的了解。經梁啓超的大力提倡，提高了小說的文學地位和價值，引起了廣大社會階層對小說的重視和興趣。在《新小說》上，有梁氏自作的《新中國未來記》，吳沃堯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電術奇談》等。
刊行背景
《新小說》創刊號由新小說社於光緒28年（1902）日本橫濱出版。清朝末年，中國開始進入使用近代印刷技術的報刊時代。報紙和雜誌在清末民初蓬勃發展，成為其時文化的主要載體和傳播媒介。1902年，梁啓超亡命日本時在橫濱創辦小說雜誌《新小說》，象徵了一個文藝雜誌時代的來臨，也標誌著中國小說從古代向現代轉型的開始。作為我國第一份具有現代色彩的小說雜誌，《新小說》開創了一個以機器複製、報刊連載為主要特徵的文藝雜誌的時代，為中國小說的發表和傳播尋找到了一條適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新途徑，並直接促成了二十世紀初期報章小說繁盛一時的嶄新局面。今年（2010年）是《新小說》創刊100周年，也可以說是中國小說從傳統走上現代化道路的100周年。筆者不揣愚陋，願將所知道的有關《新小說》創辦刊行的情況略述如下，以促進對《新小說》以及中國近代小說的進一步研究，並作為對《新小說》創刊100周年的紀念。
《新小說》是中國第一份以“小說”命名的文學期刊，也是繼《海上奇書》之後第一份具有近代色彩的小說雜誌。它於清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11.14）創刊，在日本橫濱出版，由新民叢報社活版部印刷，新小說社發行。第二捲起遷至上海，改由廣智書局發行。編輯兼發行者署趙毓林，實為梁啓超所主持。主要作（譯）者有梁啓超、羅普、周桂笙、吳趼人等。初為月刊，從第4期起經常脫期，前後延續了5年多，大約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停刊，共出2卷24號。內容以刊載小說為主，兼及文藝理論、劇本、詩與歌謠、筆記等，先後登載著譯小說26種，戲曲10種，歌謠25題，文藝論文4篇，《小說叢話》14次，人物、風景畫55幅，“雜記”、“雜錄”若干。每期洋裝180頁，約合6萬字左右（第二卷篇幅有所縮減，每期平均約為5萬字），售價為每冊日本通用銀4角，中國通用銀4角4分；半年6冊，日本通用銀2元2角，中國通用銀2元4角；全年12冊，日本通用銀4元，中國通用銀4元4角（1）。
《新小說》月刊創刊號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出版發行於民國24年（1935）。《新小說》是繼《清議報》、《新民叢報》之後，康、梁維新派在日本創辦的又一份重要雜誌。比起梁啓超主持的其它刊物來，《新小說》創刊的準備工作做得尤其充分，決非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梁啓超原計畫在清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1902.10.16）出版《新小說》的創刊號，但因“所收相片圖畫未能齊集”（2），所以往後推遲了一個月，改期在十月十五日（1902.11.14）發行第一號 。而從此之前的三個月起，《新民叢報》上就連續登出署名“新小說社”的廣告，為《新小說》的誕生大造輿論，如刊登在第十四號上的《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第十五號上的《新小說社廣告》，第十五、十六號上的《征詩廣告》，第十七號上的《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第一號要目豫告》，第十九號上的《〈新小說〉第一號目錄全告》、《新小說社徵文啟》。從這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在《新小說》創刊前的幾個月里，梁啓超等人就已經對這份刊物的宗旨、內容和形式等作了很細緻周詳的規劃，前幾期上刊發的稿件已經基本準備就緒。因為新小說社同人基本上是《新民叢報》的原班人馬，因此《新小說》創刊以後，也就理所當然地利用了《新民叢報》現成的發行網路，採用寄銷等方式向社會發售。《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中即有“海內外各都會市鎮，凡代派《新民叢報》之處，皆有本報寄售，欲閱者請各就近掛號”之語。《新民叢報》第二十一號（1902.11.30）所刊《新小說社廣告》中也聲明，它在國內各地的主要代派處為“上海總發行所廣智書局，北京總發行所有正書局，廣東總發行所開明書局，其餘各代派處一依《新民叢報》。”《新小說》創刊前，《新民叢報》一直通過上海的廣智書局向內地發行，因廣智書局是康、梁維新派控制的出版機構（3），因此給予《新民叢報》以很優惠的條件，甚至連代銷應得的二成提成也不要（4）《《新小說》創辦後不久，“因該書局事務繁冗，未暇兼顧”，所以《新民叢報》又在上海四馬路老巡捕房對面“特分設支店以為專售之所”，“並代理橫濱《新小說》及發售廣智書局書籍”（5）。《新民叢報》、《新小說》在日本東京的特約總代派處是小松原書店（6）。《新小說》創刊時，《新民叢報》在海內外已有代派處75處（7），到1903年初又增加到87處，除日本橫濱外，範圍包括東京、長畸，朝鮮仁川，國內上海、北京、天津、廣州等44個地區（8）。因此《新小說》借了《新民叢報》的便利條件，發行速度和範圍都很可觀。例如，《新小說》於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在日本橫濱創刊，而遠在廣東嘉應州老家居住的黃遵憲因得了“汕頭之洋務局中每有專人飛遞”的便利，在十一月初八日就已看到該刊的第一號（9）。從橫濱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汕頭，最後送到黃遵憲手裡，總共只用了二十多天的時間，這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簡直可以算是神速。
與《新民叢報》一樣，《新小說》創刊後社會上反響之熱烈也大大出乎梁啓超們的意料。《新小說》是梁啓超“感情最為激烈”之時“專欲鼓吹革命”（10）的產物，創刊號上刊登的《新中國未來記》、《東歐女豪傑》等作品很能符合當時廣大民眾痛恨腐敗政府、要求剷除專制統治的強烈的政治感情，因此，《新小說》創刊以來，儘管有個別人提出過批評（11），但總的來說是非常受社會歡迎的。第一號印出後不到半個月就已“銷售殆磬”，不得不“加工急速再版”（12）。《新小說》上刊登的作品也屢屢被其它報刊所轉載（如1904年6月27日創刊的《萃新報》第1—3期轉載了《新小說》第2號上發表的《俄皇宮中之人鬼》，並標明“錄自《新小說報》”；第4期轉載了《新小說》第2號上發表的傳奇《冥鬧》；陳獨秀主編的《安徽俗話報》第9期轉載了《新小說》第8號上發表的《團匪禍》）。特別讓梁啓超感到欣慰的是，1902-1905年間，人境廬主人黃遵憲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與梁啓超多次書信往還，給予《新小說》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讚揚。當他看到《新小說》時，不禁拍案擊節，大呼：“怪哉！怪哉！快哉！快哉！雄哉！大哉！崔嵬哉！何其神通，何其狡獪哉！彼中國唯一之文學之《新小說報》從何而來哉？東遊之孫行者，拔一毫毛，千變萬態，吾固信之。此新小說，此新題目，遽呈於吾前，實非吾心意所能及。未見其書，既使人目搖而神駭矣。吾輩鈍根，即分一派出一話，已有舉鼎臏絕之態，公乃竟有千手千眼，運此廣長舌於中國學海中哉！具此本領，真可以造華嚴界矣”（13）。他說《新小說》“果然大佳，其感人處竟越《新民報》而上之矣”，對創刊號上刊載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世界末日記》和《東歐女豪傑》大加稱賞，並且對刊物的內容和特色提出了中肯的意見（14）。此外，他還親自給《新小說》寫稿，將自己新作的詩歌《軍歌》、《幼稚園上學歌》十首和《五禽言》五章寄給梁啓超，在《新小說》“雜歌謠”欄目中刊出。以黃遵憲的學養和身份，能給予《新小說》這樣的關注和稱讚，充分說明了《新小說》在當時社會上引起的巨大震動及其大受歡迎的程度。梁啓超後來也追憶道：“自是啟超復專以宣傳為業，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庭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15）。儘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新小說》各期發行的具體數字（《上海出版志》第三篇“期刊”中有《新小說》“每期印幾千冊”之語，不知何據），但有幾個例子可以證明梁啓超的話並非言過其實。一是後來成為著名學者、教育家的蔣維喬。蔣於1902年舊曆二月二十六日從常州來到上海，他在日記中把1902年看作是自己學術思想的“大改革之年”，在這年裡讀過的“四十九冊又二卷”新書新報中，就包括有《新小說》報二冊；1903年是蔣維喬自認為“所得閱歷上之知識及教育學之心得十百於他歲”的一年，儘管由於工作繁忙，他在這年裡讀書很少（中外文加起來不足二十冊），但其中仍然有“《新小說》三、四、五共三冊”（16）。由此可見《新小說》在上海的流傳之廣，以及蔣維喬這樣開始具有新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對《新小說》的喜愛。二是《警鐘日報》上的一條新聞。該報1904年6月6日“地方紀聞（河南）”中有如下內容：禁書之騷擾：自禁書之示一行，祥符丁役遇事生風，藉端婪索。甚至署中幕友遊行書肆，亦假傳縣諭，持一紙條向書肆搜尋。然聲言索書實則索費，否則攜書而去，或轉售或自看。……一日有縣幕宋某二人，持一朱筆紙條至北書店街總派報處指名索書，並欲攜去。司事者不允，且云：‘此書系資本而來，不能攜去。如以《新小說》為犯禁，貴東孔公曾在蔽處定閱一份，何其自相矛盾耶？’彼此爭辯不已。適有縣署發牢委員在座，為之排解乃罷。後探知縣署中實並無此二人。（17）
從這則訊息中可以看到如下情況：一、1904年，《新小說》銷售的範圍已經進入河南，並且發售到縣一級鄉鎮；二、銷售的方法是預定；三、《新小說》在河南被視為禁書；四、儘管如此，河南祥符縣令孔某竟然預定了該刊，祥符縣的讀書人竟然打著縣衙幕僚的旗號去強索包括《新小說》在內的新書刊。此外，郭沫若在《我的童年》里也提到，癸卯（1903）年清廷實行廢科舉建學校以後，在成都入了東文學堂的大哥將許多新學的書籍採集回家，其中“《啟蒙畫報》、《經國美談》、《新小說》、《浙江潮》等書報差不多是源源不絕地寄來，這是我們課外的書籍。”（18）可見，《新小說》在當時的成都已經相當流行，並且已經流入峨眉山下大渡河邊一個偏僻的鄉鎮——沙灣。然而，儘管《新小說》創刊後很得到社會上一班讀書人的喜愛，但在新小說社，這種轟轟烈烈的局面從1903年1月第三號發刊後就有點難以為繼了。這年年初，梁啓超應美洲保皇會的邀請，從2月份起赴美洲考察，《新小說》的拳頭作品《新中國未來記》遲遲不見下文，結果導致第四號一直拖延到5個月後的6月10日才印出。從這以後直到第八號，《新小說》基本上由披髮生（羅普）支持著（《新中國未來記》第五回在第七號上刊出，以後未見下文）。到第八號時（1903.10.5）來了兩位救星，這就是我佛山人吳趼人和知新室主人周桂笙。吳趼人在第八號上發表了歷史小說《痛史》、社會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情小說《電術奇談》，周桂笙則發表了翻譯的偵探小說《毒蛇圈》。由於吳、周二人的加盟，一時間《新小說》居然如脫胎換骨一般，顯得大有了起色。但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新小說》自第八號後竟又有10個月未出版，一直到1904年8月6日才“補印發行”第九號，以後又屢有延期，不過不象前面幾期拖得那么長：1904年9月4日出版第十號，1904年10月23日出版第十一號，1904年12月1日出版第十二號，都標明是“補印發行”。這時已很少有梁啓超和羅普的作品登出，《新小說》基本上成了吳趼人、周桂笙的天下。從1905年2月的第十三號（第二年第一號）起，《新小說》索性搬回上海，由廣智書局發行了（19）。第十三號上居然刊出“清太后那拉氏”的銅板照相，與前幾年裡梁啓超們在《清議報》上的大罵“逆後賊臣”，鼓吹破壞、宣傳革命構成了鮮明的對照，說明《新小說》辦到這個時候，已與創刊初期的宗旨幾乎大相逕庭，只是刊出的作品沒有如《繡像小說》所載的《文明小史》、《負曝閒談》那樣對康、梁進行冷嘲熱諷，還算留了幾分情面。從十三到二十四號，除了繼續刊登《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電術奇談》和《毒蛇圈》外，《新小說》還登出了《九命奇冤》、《黃繡球》等小說，《論戲曲》、《論寫情小說與新社會之關係》兩篇文藝專論和“小說叢話”等內容，這些在當時也都有很大的影響。
“《新小說》出版了，引起了知識界的興味，鬨動一時，而且銷數亦非常發達”（20），然而，清政府卻對其宣傳自由平權、新世界新國民的思想恨之入骨，不斷採取措施，企圖加以封禁。1903年4月2日天津《大公報》“時事要聞”報導：“探悉外務部奉旨電駐日本橫濱領事封禁小說報館，以平息自由平權新世界新國民之謬說，並雲該報流毒中國，有甚於《新民叢報》，《叢報》文字稍深，粗通文學者尚不易入云云”（21），1905年1月11日《警鐘日報》“國內要聞”報導：“外部電達駐日星使云：小說報倡自由平權、新世界、新國民種種謬論，惑亂人心、流毒中國，受害非淺。請設法查禁。不識日政府允行否也”（22），這是清政府企圖通過外交手段阻止《新小說》在日本的出版；而在國內，特別是在內地，政府則把《新小說》列為禁書，嚴加查禁。除前引《警鐘日報》1904年6月6日河南“地方紀聞”報導當地將《新小說》視為禁書外，該報1905年2月14日還報導了一則四川“禁閱書報”的訊息：“省城大吏近又出一示文，禁止購閱新書新報，如《最近支那革命運動》、《中國魂》、《黃帝魂》、《瓜分慘禍》、《飲冰室自由書》、《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類。其已購者，即將其書毀銷，各書坊亦不準出售。如有不遵即行查拿不貸云云”（23）。此外，1905年5月8日，清政府軍機處還發布命令，查禁以下新書刊：《支那革命運動》、《革命軍》、《新廣東》、《新湖南》、《浙江潮》、《併吞中國策》、《自由書》、《中國魂》、《黃帝魂》、《野蠻之精神》、《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瓜分殘貨預言》、《新民叢報》、《熱血譚》、《盪虜叢書》、《瀏陽二傑論》、《新小說》、《支那化成論》、《廣長舌》、《最近之滿洲》、《新中國》、《支那活歷史》等（24）。事實上，在當時清政府發布的幾乎每一次禁書政令中，《新小說》和《新民叢報》都榜上有名，加之《新小說》多用淺易文言甚至白話刊行小說、戲曲等宣傳自由平權思想的文藝作品，因而更容易為普通民眾所歡迎，因此更為政府所深惡痛絕，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但即便如此，《新小說》風行海內的強勁勢頭仍然無法遏止。普通知識分子不用說了，就連奉行查禁命令的河南祥符縣令孔某也預定了它，可見《新小說》受人關注和歡迎的程度。
《新小說》在5年裡陸續發行了2卷24號後，大約於1906年停刊。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新小說〉の發行年月と印刷地》一文稱，《新小說》第18號以後7期都沒有標示出版年月，因此它的確切停刊時間實際上是一個謎。但是自上海圖書館編輯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起，人們通常依據它按月出版的周期推到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1906.1），認為《新小說》的停刊時間在1906年1月，實際上沒有確切的證據。關於停刊原因，《新小說》本身也沒有做出解釋。創刊於光緒三十二年九月望日（1906.11.1）的《月月小說》在第3期廣告中有（本社）“特聘我佛山人、知新室主人為總撰、譯述。二君前為橫濱新小說社總撰譯員，久為海內所歡迎。本社敦請之時，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許可，而《新小說》因此暫行停辦”之語；第6期封底《本社特別廣告》亦云：“本社總撰述我佛山人吳君趼人、總譯述知新室主人周君桂笙惜皆任橫濱《新小說》撰譯事，二君之著作久為小說界所歡迎，毋庸贅述。自本社延聘後，《新小說》因此停刊，久已不出。”據此，則《新小說》之停刊實由於月月小說社挖走了它的總撰述和總譯述員，以致於無法支撐而被迫關閉的。由於《新小說》第二卷最後各期沒有標示出版年月，人們通常推斷它的停刊時間在1906年1月，而此時距離《新小說》的停刊已經達十個月之久，所以大家不大相信《月月小說》所說的話，認為其中或許有利用《新小說》的巨大影響做廣告的嫌疑。但是，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一日（1906.3.25）《申報》上刊登了上海四馬路新民叢報支店的一則“啟事”，其中有“第七期《新小說報》將到”之語。看得出來，這裡的“第七期”指的是《新小說》的第二卷第七號，即總第十九號。依照《新小說》的出版周期推算，該期刊印的時間是光緒三十一年七月（1905.8），而到三十二年三月一日，《新小說》已經停刊多時了。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什麼第七期印出七八個月以後才“將到”《新小說》在國內的總經銷點上海四馬路新民叢報支店？這裡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確如樽本照雄先生所言，《新小說》第二卷也是在日本橫濱印刷好，再運來上海發行的，所以稱“將到”；二是《新小說》第二卷也存在延期出版的現象，它的停刊日期不在人們通常所說的1906年1月，而在1906年的七八月份之後。如果《新小說》確實維持到1906年的下半年以後才停刊，那么《月月小說》廣告上的那些話就可能並非無稽之談。由於《月月小說》的創辦人汪惟父與吳趼人、周桂笙是很要好的朋友，因此，吳、周二人在《新小說》停辦後擔任《月月小說》的總撰述、總譯述，自是情理中的事，不過要說明這件事與《新小說》停刊之間的具體因果關係，尚需要新的證據。
注釋
（1）《新小說》第1號。另外，新小說社在刊物出版前曾註銷廣告，聲稱“本社報費定價以日本銀為準，但銀價漲落無常，內地不免費事。今酌中率定為每加一成即定閱全年者，實收中國通用銀四元四角，半年者二元四角二分，零售者每冊四角四分。”（《新民叢報》第15號，1902.9.2）
（2）《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第一號要目豫告》，《新民叢報》第17號（1902.10.2）。
（3）廣智書局是清末民初影響較大的新式出版機構之一，1901年創辦，1915年關閉，由康、梁直接控制。所出書籍以譯印為主，且多自日文本譯出，據粗略估計，十幾年來共出版政治、經濟、哲學、歷史以及文學、自然科學、套用科學等書籍不下二百餘種，其中著譯小說三、四十種。詳參張朋園《廣智書局（1901—1915）——維新派文化事業機構之一》（載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2年）及盛巽昌《廣智書局和它的出版物》（載《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總第24期）。
（4）梁啓超《與夫子大人書》（光緒二十八年四月），轉引自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頁。
（5）《新民叢報》第22號（1902.12.14）“上海本報社支店廣告”及“廣智書局廣告”。
（6）《新民叢報》第19號（1902.10.31）小松原書店廣告。
（7）《新民叢報》第20號（1902.11.14）廣告“《新民叢報》各代派處”。
（8）《新民叢報》第24號（1903.1.13）廣告“癸卯年本報各代派處”。
（9）黃遵憲《與飲冰室主人書》（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轉引自《梁啓超年譜長編》第300頁。
（10）梁啓超《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庸言》第1卷第1號（1912.12.1）。
（11）據《新民叢報》第23號（1902.12.30）“本社編輯部告白”，東京有署名“楚北少年”者寫來一封信，文中有“責以本報及《新小說》之宗旨卑劣”等語。
（12）《新民叢報》第21號（1902.11.30）“新小說社廣告”。又，樽本照雄教授《新小說の重版——小說雜誌の重版問題2》（載《清末小說から》第58期，2000.7.1）一文認為，《新小說》第1—3號可能都曾經重版過。
（13）《黃遵憲致梁啓超書》，轉引自《中國哲學》第八輯，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398頁。
（14）黃遵憲《與飲冰室主人書》（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轉引自《梁啓超年譜長編》第300頁。
（15）《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頁。
（16）汪家熔選注《蔣維喬日記選》，載《出版史料》1992年第2期（總第28號）。
（17）轉引自劉德隆《〈警鐘日報〉上的小說資料》，載《清末小說》1998年年刊（總第21號）。
（18）《少年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6－37頁。
（19）據樽本照雄《〈新小說〉の發行年月と印刷地》（《中國文藝研究會報》第32號，1982.2.14日，後收入《清末小說閒話》，日本法律文化社1983年版）一文稱，第二卷遷回上海出版後，仍在日本橫濱印刷，再運來上海發行。
（20）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編輯小說雜誌之始”，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年版，第357頁。
（21）轉引自［日］沢本郁馬《橫濱•新小說社に言論彈壓》，載《清末小說から》第38期（1995.7.1）。
（22）轉引自劉德隆《〈警鐘日報〉上的小說資料》，載《清末小說》1998年年刊（總第21號）。
（23）轉引自漁樵《近代小說資料三則》，載《清末小說から》第46期（1997.7.1）。
（24）《上海出版志》“大事記（1905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