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背景
文字《地球的紅飄帶》是我國第一部描寫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長篇小說。作品從湘江之役寫起,描繪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完整過程。作者以詩人的激情和歷史學家的嚴肅精神,真實地、藝術地再現了長征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壯舉,使詩與史融為一體。
作品簡介
作品著重從敵我雙方的最高層活動反映其長征壯舉。四渡赤水,占遵義,逼昆明,渡金沙江,奪瀘定橋以及翻雪山、過草地等峻險危急卻又精彩絕倫的歷史生活場景,在小說中化為鮮活生動的藝術情節,震撼人心,不僅再現了紅軍長征途中征服千難萬險的真實情景,而且揭示了紅軍內部的激烈鬥爭,從而使作品具有更深的思想內涵。
我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後參軍的,當時部隊里有很多走過長征的老紅軍,我和他們朝夕相處,知道了很多有關長征的故事,這一段歷史在我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寫聶帥(聶榮臻)回憶錄時,我擔任傳記組組長,又從他口中聽到很多相關故事,對那一段歷史越發敬佩、仰慕。
長征其意義遠遠超過民族範圍。中華民族有獨一無二的兩個“萬”——萬里長城和萬里長征。萬里長征體現了人類克服困難的最高精神,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沒有紅軍長征勝利留下的火種,也就沒有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更沒有新中國。
作者簡介
魏巍
性別： 男
出生年月： 1920
民族： 漢族
河南鄭州人，中共黨員。1920年1月16日生於一城市貧民家庭，原名鴻傑，曾用筆名紅楊樹，當代詩人，著名散文作家、小說家。
作品賞析
《地球的紅飄帶》是通過悲劇性的手法,反映了紅軍“為避開蔣介石的魔爪而進行的”，“一場險象環生、危在旦夕的戰鬥”。①儘管作家以較多的筆墨表現了紅軍的失敗、困難、痛苦和悲劇，但讀後仍給人力量和鼓舞，其因由就在於作家面對紅軍這一戰略轉移的歷程時，無論是挫折還是勝利，都能站在客觀的視角，以革命樂觀主義的態度和歷史的責任感進行敘述和描寫。這樣，小說在寫到湘江潰退、土城慘敗，寫到四渡赤水、突破烏江、飛越大渡河、強攻瀘定橋、攻打臘子口等出奇制勝的戰鬥，以及爬雪山、過草地的艱辛時，都能調動多種語言手段，將平實的史傳文學與話本小說的敘述格調巧妙結合，氣勢雄渾，筆力遒勁，且又平易淺近，熔鑄感情，以充滿信心的激情和詩的藝術構思，在廣闊的歷史背景前拉開時代的帷幕，展示了不可更易的歷史具體性和無可比擬的歷史真實性。如寫強攻瀘定橋時，作家以簡潔的語言描述了瀘定橋的“艱險”：“橋頭上用沙袋堆成的橋頭堡，露出一個個黑糊糊的槍眼”，“橋板被拆去了，只剩下光溜溜的十三根鐵索，高高懸在奔騰咆哮的驚濤之上”。接著又描述戰士強攻的“勇猛”：他們“有的學著連長的樣子，抓著另一邊的鐵索攀緣前進，有的就伏下身子來，騎著兩根光溜溜的鐵索，兩隻手抓著向前移動”。在將要爬過去時，“對岸橋頭冒起一股濃煙，騰起橘紅色的火苗”。在這“一發繫於千鈞，成敗決於一旦”的時刻，戰士們“撲到煙火中去”，“掄起大刀任性地砍殺起來”，“終於將守敵大部殲滅”。在寫強攻的“艱險”和“勇猛”時，作家分別運用了一系列動作性極強的動詞，如寫鐵索橋的“堆成（橋頭堡）”、“露出（槍眼）”、“拆去（橋板）”、“剩下（鐵索）”、“懸在（驚濤之上）”；寫紅軍戰士強攻時，“抓著（鐵索）”、“騎著（鐵索）”、“撲到（煙火中）”、“掄起（大刀）”、“砍殺”、“殲滅”等，這些動詞，生動、形象、逼真地活畫出強攻瀘定橋時的戰鬥場面，緊張激烈，扣人心弦，既突出了強攻的艱險，又表現出戰士的英勇無畏。
紅軍長驅二萬五千里的大轉移，面對敵人的圍追堵截，進行了無以計數的大大小小的戰鬥，在此同時，黨內的錯誤思想和路線鬥爭又非常激烈地交叉其間。從這個角度講，作家再現這個歷史過程時，似乎可以寫得像驚濤駭浪般的驚心動魄,曲折離奇；但作家基於生活的真實，在小說的主線之外穿插了許多戰地生活的描寫，展示了一些沿途的人文景觀與民族風習，從而使小說的“置陣布勢”顯得疏密相間，張弛有致，急緩自如，語言的節奏也隨之有所變化。在表現小說主線時，作家往往是根據激烈的戰鬥場面，以緊張、急驟的語言節奏，敘述或描寫紅軍出奇制勝地戰勝那些艱難險阻的過程。諸如突破烏江天險、四渡赤水時迂迴曲折的戰鬥，以及過雪山時與狂風冰雪的搏鬥、過草地時令人難以想像的嚴酷生活，等等。作家在描述這些景況時，常用短句，以突出急促的節奏：“不一時，耳邊滾過一陣雷聲，接著狂風驟起，又是雪片，又是冰雹，劈頭蓋腦地迎面打來。”這幾句話，句式短小，節奏急促，把雪山突變的惡劣氣候，如臨其境地展示給讀者。而對那些戰地生活、行軍花絮及地域風情等，則採用舒緩的語言節奏予以表達。如對民族村寨“猴場”命名不無幽默的交代，對遵義歷史沿革的陳述，對土城風情的介紹，對曲靖壩子風光旖旎，春色如酒的描述，以及劉伯承與小葉丹的歃血為盟情景的摹寫，等等，無不節奏舒緩，語句綿長，具有鮮明的空間感，使讀者如同身歷其境，沉浸在歷史波濤的情境之中，似乎是耳聞目睹了紅軍指戰員及沿途老百姓的喜怒哀樂，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情緒反映。但是作家並非只用單一的筆墨，為適應情節的需要，語言節奏常常根據人物的情緒有所調整。如，寫到紅軍經過涼山彝族區時，小說對彝族區奇妙的環境是這樣描述的：“山溝越來越窄了。長長的穿著雜色衣服的紅軍隊伍，在窄窄的山徑上蜿蜒行進。兩側的高山，密林，奇峰，怪石。山谷幽靜得近乎死寂，只有山溪在深谷中低低絮語。山坡上開滿了紅的、白的、紫的杜鵑花。景色確實是美麗非凡，但人們卻無心觀賞，而且有些忐忑不寧，因為已經進入彝族區了。今天的行動究竟是吉是凶，沒有人能說得清楚。”接著介紹了一些當地的傳說，如啞泉、滅泉、黑泉、柔泉等，使戰士們“眼前的景物變得虛幻迷離”，越發增添了人們的神秘之感。這裡採用短句表述，就是為了強化神秘感，突出了進入彝族區的吉凶未卜的心理情緒；再輔以那“令人心悸的”“嗚呵——嗚呵”的吶喊聲，那“披著頭髮，赤著膊，光著腳，手裡拿著槍、刀、長矛、弓箭”的奇特形象，就為紅軍過涼山受挫以及劉伯承與小葉丹的歃血為盟作了正反相宜的鋪墊，也為歃血為盟之後，小葉丹派四個“娃娃”護送先遣隊，使他們感到“頭腦中盤鏇多日的大涼山的神秘感已經消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金聖歎評點《水滸傳》時指出：“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為他把一百零八人性格都寫出來。”②可見，人物形象是小說創作的核心，也是敘事文學的靈魂，因此，作家在進行小說創作時無不把塑造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作為自己的首選目標。魏巍的《地球的紅飄帶》也是如此，正如聶榮臻元帥在這部小說的“序”中所說，作品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以及王稼祥、彭德懷、劉伯承”等人物形象，都“寫得很象，很活，這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領導的形象，他們就是那個樣子”；“蔣介石、王家烈、楊森等敵方人物，同樣寫得有血有肉，性格鮮明。對其他典型人物，也都刻畫得細緻入微”，③為我國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增添了永駐史冊的瑰寶。
魏巍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手段是多種多樣，而且是因人而異的，但從總體上看他較為常用的藝術手段有兩種：一是借鑑吸收了十九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文學大師鍾情於客觀描寫的表現技巧，通過敘述語言客觀地描寫人物的性情、氣質、聲口、外貌、習慣，以及複雜的心理狀態；二是繼承發揚了我國史傳文學和話本小說的白描手法，藉助於人物語言聲態並作地進行自我展示。這兩種藝術手段的交替運作，對描繪人物肖像，刻畫言談舉止，揭示心理狀態，無疑是極有助益的。魏巍之所以成功地運用好這兩種藝術手段，主要取決於作家對所描寫的人物及其語言有著深入的觀察和透徹的了解，並懷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熔鑄深切的無產階級感情，進行了作家個人特色的創造，故而才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魯迅在《我怎樣做起小說來》中說：“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認為這話是極對的，躺若畫了全副的頭髮，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這裡所說的“畫眼睛”，是指對人物無論是描寫肖像、語言，還是行動、心理，都要以確切的語言，映射出人物的身世、經歷和性格特徵。魏巍在描寫人物時對肖像描寫極為省儉，多用白描手法粗線勾勒，或直接，或間接，或用行動，或采細節，寥寥數筆就使人物呼之欲出。小說寫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在兩河口與張國燾相會時，先是通過毛澤東等人的視點，間接描寫張國燾的肖像：“他的臉豐滿紅潤，身材高大魁梧，身穿整齊的灰布軍衣，帶著八角的紅星軍帽，顯得儀表堂堂。他的眼掃視了一下，看見這么多的要人站在路邊來歡迎他，臉上浮出滿意的微笑。”繼之，對毛澤東等要人則採用直接描寫：“一貫不修邊幅的毛澤東，膝蓋上有兩個大大的補丁，今天雖然打了綁腿，綁腿里卻象士兵一樣插著一雙筷子，皮帶上還掛著一個大大的茶缸子。有大學教授風度的張聞天，帽沿總是那么軟塌塌的。博古架著圓圓的近視鏡，眼鏡腿兒顯然出了毛病。周恩來的鬍子長得老長。朱德瘦得象鬼，更象一個伙夫頭了。”這裡通過間接與直接交叉的肖像描寫，在張國燾與毛澤東等要人的對比中將不同處境中的不同的外在形象生動地呈現出來，特別是寫張國燾見到來迎接他的要人時，“他的眼掃視了一下”，“臉上浮出滿意的微笑”，乃是傳神之筆，不禁令人擊節讚賞。它不僅活畫出張國燾的傲慢和陰暗心理，也為以後的爭奪黨的領導權和另立中央埋下了伏筆。正如法國作家左拉所說，作品展現“在讀者面前的不是一束印著黑字的白紙，而是一個人，一個讀者可以聽到他的頭腦和心靈在字裡行間跳躍的人”。④
人物的語言作為思想性格的直接現實，能否寫得準確而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內心世界，是刻畫成功的藝術形象的關鍵。它較之敘述語言，在操作上更有難度。因為“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唯其所欲，期如其實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期如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⑤魏巍的《地球的紅飄帶》雖不是紀實文學，但卻以歷史的真實為依託，其主要人物都是歷史上的名人，這就給人物語言的個性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魏老不愧為爐火純青的藝術家，在他的筆下不但主要人物的人物語言是個性化的，次要人物也不例外。如，毛澤東的機智幽默，談笑風生，周恩來的富有條理，準確周密，朱德的淳樸親切，帶有鄉土氣息，張國燾的高傲驕狂，陰陽怪氣，蔣介石的狐疑狡詐，剛愎自用，以及韓洞庭的剛烈勇猛，金雨來的精細穩重，等等，都鮮明突出，獨標風韻，使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在眾多的人物中毛澤東是作家精心刻畫的形象，他的語言也是相當個性化的。就毛澤東的身世和生活經歷來看，他不象博古、張聞天、張國燾那樣在十月革命的故鄉學習過馬列主義，談起理論來口若懸河，也不象周恩來那樣有過留學法國的經歷，培養了嚴謹的語言風範。正如博古所說，毛澤東是“山溝溝里出”的“馬列主義”。可是他的這種生活經歷，不僅使他考慮問題能從實際出發，能根據中國的國情靈活地理解和運用馬列主義，而且對他的語言也有決定作用。作家在塑造毛澤東的形象時緊緊地扣住人物的社會地位、生活經歷對人物語言的影響，並將其與人物的精神氣質、心理狀態統一起來，從而使毛澤東的人物語言極為個性化，讀來生動真實，充滿生活氣息，如同他的性格一樣棉裡藏針。平時謙恭溫和，具有較強的克制力，但他在被激怒無法克制的時候，就如火山爆發，非噴發出來不可。當毛澤東得知張國燾要調整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時，他氣憤地說：“這是訛詐！是利用黨的困難進行訛詐！”這樣氣憤的語言在小說中並不多，但卻寫出了毛澤東性格的一個側面。在貴州的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小村，毛澤東見到將要臨產的賀子珍時，小說寫道：
毛澤東對隱在賀子珍內心深處的情感，自然是十分理解的。他見賀子珍流下了眼淚，就連忙坐到她的身邊撫慰道：
“子珍，莫哭呵，等革命勝利了，我馬上把毛毛接來。”
說到這裡，他語調果決而又沉痛地說：
“子珍，不是我心腸硬呵，為了這場革命，我們這一代人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人民到處都在受難，我們哪裡能夠安逸！”
從毛澤東安慰賀子珍的這幾句話，不難看出他體貼妻子、關心妻子的深切感情；但也流露出對毛毛的惦戀之情。他確實是喜歡活潑可愛的毛毛的，在這荒煙漠漠的長征路上，他怎么會不想他那親愛的兒子呢！尤其是毛毛被寄養在陷進血泊中的土地，他怎么不為毛毛擔心呢！這裡既寫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對革命充滿必勝的堅定信念和公而棄私的高尚情懷，也反饋出他內心的複雜感情世界。
機智、幽默、詼諧、風趣是毛澤東的語言的最突出的特色。在中央與張國燾因打松潘發生分歧時，毛澤東帶著劉英來張國燾處談判。他一見到張國燾就笑著說：“國燾同志，我給你帶水來了！”張國燾一愣，毛澤東就指著劉英解釋道：“這是我們的秘書長劉英同志。賈寶玉不是說，女兒家是水做的，我們男人都帶著一股濁氣嘛！”他的話機智、幽默，而又一語雙關，緩和了緊張氣氛，也調侃了張國燾的陰暗心理。
在遵義會議上由於博古與張聞天的意見相左，構成了森嚴對立的壁壘，會議氣氛很緊張。這時毛澤東申請發言。一開始他就講得很有風趣：“前面就是夜郎國了。這是當年李白流放的地方。而李白並沒有真的走到夜郎，他是中途遇到大赦就回去了。可是老天，誰赦我們哪？蔣委員長是不會赦我們的！我們還得靠兩條腿走下去。”這裡用李白流放夜郎的故事作開場白，緩和了會議的緊張氣氛，也開明宗義地亮明了自己的觀點。接著又講了《水滸傳》里洪教頭與林沖比武的故事闡釋了他的戰略和戰術。講得深刻、通俗、詼諧、幽默，還帶有很濃的哲學色彩，充滿桌智慧的靈光。
小說對蔣介石雖著墨不多，但他的語言卻刻畫得很精彩。蔣介石親臨貴陽督戰圍剿紅軍，視察完城防工事後，對貴陽警備司令王天錫的工作很滿意。此時顧祝同慌慌張張地跑來報告紅軍過了水田壩的訊息。小說是這樣寫蔣介石的：
蔣介石象是被沙發彈了一下似地霍地站起來，臉上笑容頓失，盯著王天錫問：
“水田壩？離貴陽有多遠？”
“在城東北，大約三十里。”
“公里嗎？”
“不，是華里。”
蔣介石的這兩句簡短的問話，與他聽到顧祝同的報告時的“霍地站起來”，“笑容頓失”和“盯著王天錫”等一系列動作，都生動描繪出神經緊張和膽怯的心理狀態，深刻地揭示了他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的虛弱本質。在蔣介石去貴陽前，陳布雷向他匯報北平的特務亂抓人，社會輿論對政府不利時，蔣介石把袖子一甩，憤然叫道：“什麼輿論、輿論、輿論！我拿出三萬塊錢開十個報館，我叫他說什麼他就說什麼，什麼狗屁輿論！”無須多用筆墨蔣介石的剛愎自用，固執任性的個性已經呈現在讀者面前。
魯迅說過：“《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⑥《地球的紅飄帶》中的人物語言，有些就達到了這種藝術效果，這主要取決於作家十分熟悉他所刻畫的人物，又深知藝術創造的客觀規律，因而才寫出高度性格化的人物語言，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傳神。
《地球的紅飄帶》作為一部現實主義的傑作，它的整個藝術構思和描寫，始終洋溢著浪漫主義的色彩。這不僅表現在作家以激越的思想感情、傳奇的故事情節、昂揚的鏇律和生動、形象的語言，揭示了複雜的矛盾衝突，塑造了性格鮮明的人物，還體現在作家調動多種修辭手段，運用詩意盎然的景物描寫和精闢的議論，來強化酣暢淋漓的美的境界追求和史詩的傳奇色彩。
魏巍筆下的自然景物的描寫，或是採取客觀的反饋，或是選擇主觀的觀察，或是緣情寫景，或是寓情於景，都能做到情景交融，“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⑦如小說寫紅軍到達雪山時，採用欲抑先揚的手法，先寫雪山的美景：“杜鐵錘往四外一看，果然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好景。那一團一團的白雲，被太陽照得潔白如玉，連綿不斷的雪峰，一個個仙姿綽約，有的路出在白雲之上，有的籠在白雲之中，比玉雕還皎潔可愛。”繼之筆鋒突轉：“不一時，耳邊滾過一陣雷聲，接著狂風驟起，又是雪片，又是冰雹，辟頭蓋腦地迎面打來”；但是這“突如其來的襲擊”，很快就過去，人們“往上看藍天如洗，東方一輪紅日，正象春花般的嬌艷”。在寫到紅軍過松潘草地時，也是這樣，把草地的藍天、白雲、綠野、紅花描繪得斑斕絢麗，無與倫比，繼而寫一塊“疙瘩黑雲”，“象一頭黑獸爬上了海岸”，“象海濤一般迅猛地撲了過來”。霎時間，“粗重的雨點噼噼啪啪地打了下來”，“驟猛非常，簡直如瀑布般向下傾瀉，打得人睜不開眼，邁不動步”。最後又寫暴風雨來得疾也去得快，“不到半小時”，“頂空仍然是一塵不染的藍天和灼目的太陽”。這兩部分景物描寫，無論是主觀觀察，還是客觀陳述，都通過反差鮮明的景象再現了雪山和草地的艱苦環境，且具有象徵的內涵。它們暗示讀者，困難和挫折是暫時的，不要被氣勢洶洶的暴風雨（雪）所嚇倒，闖過暴風雨（雪），我們迎來的就是令人心曠神怡的瑰麗景象！這些景物描寫洋溢著一種壓倒敵人的英雄氣概，也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
如果說這些景物描寫是情理互滲、理寓景中的話，那么小說中更多的景物描寫卻是借景抒情、情寓景中，極寫勝利的喜悅與歡欣。如在紅軍渡過金沙江取得了戰略的勝利，黨內也批評了林彪掀起的小小逆流，增強了領導層的團結之後，小說插入了一段景物描寫：“下弦月從雲逢中鑽了出來，遠近景物的輪廓顯得清晰了一些。安寧河平靜的流水，閃著白光，路邊的樹木在地上投下濃重的陰影，就象一幅幅油漆的雕畫。就是那殘破的村莊、古舊的集鎮，也比白晝顯得美好。”這裡穿插的景物看似閒筆，卻襯托出統帥部的領導者們取得新勝利後無比歡愉的心理狀態。這種景物描寫常與人物的情緒緊密配合，營構出情景交融的境界，從而使物理與人情達到統一。如果作家對人物沒有透入心靈的了解與剖析，是寫不出如此傳神的景象的。
象這種借景抒情的語言描寫，在小說中所在多有，每當紅軍度過了一道險關或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作家都用酣暢淋漓的筆觸抒發由衷的喜悅與歡欣。但也有時藉助於情景交融的議論來抒寫情懷。如紅軍在奪取強渡大渡河的勝利後，紅軍指戰員高舉火把向瀘定橋進發，作家以詩一般的語言，賦予火把以革命的象徵，來表達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
火把，一支又一支的火把，行進得更迅速了。它簡直象一條蜿蜒的赤龍在向前飛翔。在這漆黑的夜裡，在這無邊的風雨之夜，還有什麼更美麗的事物嗎？沒有了，沒有了，只有這紅艷艷的火把！因為那上面寄託著整箇中國大地的希望，甚至是整個進步人類的希望。在濃黑如墨的夜色里，一支支的火把，就象一個個紅紅的歪著嘴的桃子，也象一顆顆赤紅的心！
這種議論儼然是一首詩！作家觸景生情，借題發揮，以詩的藝術深刻地揭示出紅軍戰略轉移的偉大使命。
有時作家的議論是依託景物來表現的。在強渡瀘定橋之後，面對敵人逃竄的狼煙，作家寫道：
當追擊敵人的槍聲在晚風裡最後飄失的時候，東方升起一輪明月，靜靜地照著瀘定橋。這橋雖然還是寒光閃閃，但看上去卻是軟軟下垂的吊床，不再令人懼怕。
原本是“寒光閃閃”、“搖搖擺擺，使人心驚膽戰”的鐵索橋，如今成了“軟軟下垂的吊床”。筆鋒驟轉，語言也變得舒緩而富有詩的情韻，這就形象地揭示出紅軍指戰員奪得勝利後感情取向的變化。作家正是藉助於這種詩的議論與抒情，使這場動人心魄的戰鬥洋溢著一種無堅不摧的英雄氣概。特別是作家善於抒寫精闢而挾帶情韻的議論，更凸現了詩的浪漫色彩，使得小說的語言景觀別開生面，平添異彩。
《地球的紅飄帶》的藝術語言，熔敘述、描寫，抒情、議論於一爐，十分注重語言的深度加工。作家在採擷民眾語彙的基礎上，反覆推敲，煉新語，出新意，使語言既不失大眾化的特色，又顯得神韻雋永，浸潤著詩意，形成了雄渾遒勁，酣暢淋漓的語言景觀。
註：
①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②金聖歎：《讀第五才子書法》。
③聶榮臻：《地球的紅飄帶·序》。④左拉：《論小說》。
⑤章學誠：《文史通義》。⑥魯迅：《看書瑣記》。
⑦歐陽修：《六一詩話》。
——刊於《中國解放區文學論集》（第4集），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八鬥文學(http://www.8dou.net)
作品影響
著名作家魏巍同志的力著《地球的紅飄帶》，是文學史上第一部以長篇小說形式反映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全景觀式的悲壯史詩。按亞里斯多德的觀點，史詩是用韻文摹仿重大事件。就是說，史詩的題材必須是“重大事件”，還必須運用準確、簡潔而又明快、生動的語言（即韻文），把特定的生活場景、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以及與之相連的人際關係、矛盾衝突，深入堂奧地表現出來（即摹仿），將讀者引進作家創造的藝術境界。對於長征這一人類歷史上空前豪壯、氣勢恢弘的“重大事件”，魏巍同志以偉大的革命戰士的歷史責任感、詩人的激情和史學家的嚴謹精神，將詩的情思與史傳文學的傳統有機地結合起來，或敘述，或描寫，或抒情，或議論，都靈活自如，左右逢源，猶如一位點石成金的巨匠，以富有歷史生活色調的文學語言，將歷史上驚人的一幕推拉到“觀眾”面前，大氣磅礴，筆力遒勁，而又詩情濃郁，出神入化，從而營構了雄渾遒勁、酣暢淋漓的語言景觀，產生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的美學效應。
魏巍同志是迎著抗日的煙雲，唱著自己創作的長詩《黃河行》，投身於戎馬生涯的。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戎馬倥傯的歲月里，他利用戰鬥的間隙，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歌，以熾熱的激情錘鍊了詩的語言和情思；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他創作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前進吧，祖國！》、《依依惜別的深情》等名揚寰宇的朝鮮通訊，以沉實的史傳文學語言與詩的情思熔為一體，為紀實的通訊賦予了鮮活的文藝情韻。及至中年以後，隨著社會閱歷的日益加深，生活底子的日趨厚實和藝術技巧的嫻熟老練，他的語言運用和表達也進入化境，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地球的紅飄帶》作為一部偉大的悲壯史詩，要準確、鮮明、生動、形象地再現這一恢弘的歷史進程，對表述的語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魏老蓄積多年的語言功力，在這部巨著中得到了很好的發揮，相得益彰地描繪了紅軍長征的艱苦歷程及其壯志豪情。
